在性欲爱之间挣扎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体验上帝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注　解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体验爱情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注　解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注　解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注　解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注　解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注　解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和里尔克在一起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体验上帝(1)

　　我们最初的体验是对失落的体验，　　

　　那种体验是自足的。在出生前一秒钟，　　

　　我们还是一切，和一切事物都没有区别，　　

　　是某种存在的看不见的组成部分——　　

　　然后被迫出生。　　

　　们最初的体验是对失落的体验，那种体验是自足的。在出生前一秒钟，我　　

　　们还是一切，和一切事物都没有区别，是某种存在的，但看不见的组成部分——然后被迫出生。因此，那个整体的一小点残余都必须避免那种越变越弱的命运，都必须挺立着身子，直面那个矗立在它面前的现实世界。那个世界的实在性与日俱增，而它已然从完满的宇宙掉入了那个世界，就像掉入一个正在剥夺你的神圣性的空间。　　

　　我们感到，我们早先的存在状态跟现在的是抵牾的，正如我在下文所要指出的，我们最初的“记忆”①既包括对失去那种存在状态的震惊和失望，也包括一种留恋意识——它应该继续存在。　　

　　这是我们在孩提时代碰到的最初的问题。在人的所有早期阶段里，自我意识的基础都是实际经验，再加上与宇宙一致的绵延的记忆，如宇宙权力系统中那个关于长生不老的神仙的传说。早先的人类保留着对那个权力系统的信仰，整个表象世界似乎都屈服于由人控制的魔力。人类对外在世界的普遍有效性采取不信任态度，而且从未完全抛弃这种态度。他跟外在世界的关系曾经一度似乎是密不可分的，但现在两者之间有了一道鸿沟。在想像的帮助下，他不断地在鸿沟之上架设桥梁。他的自我形象本来是由神灵修正的，现在也不得不进行自我修正，以更加接近他对外在世界的越来越趋向于精确的观照。这个在现实世界之上的、之外的领域，这个根据想像复制的领域——是用来遮掩那些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不幸的——它就叫作宗教。　　

　　因而，如果今天的或昨天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他父母信仰的耳濡目染，那么他就可能会自动吸收那些宗教信仰。正是在孩童岁月里，孩子的辨别力还没有得到发展，所以他仍然会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对他来说，最高的力量可能像魔力一样地出现在人世间，而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直到他自己跟这个现实世界中的庸俗和变异发生足够多的摩擦。　　

　　哪怕是一个从未接触过宗教的孩子，都可能会经历这一最初的体验失去的阶段。由于分析力不够强大，而欲望的力量又铺天盖地，每一个孩子都是在那个具有无穷可能性的领域里开始他的体验。当我们跟宇宙一体的意识让位于理性的判断，一道来自过去的微光照到了那些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事物上，或者笼罩在那些一开始就使我们深深感动的事物上，就像是变形似的，就像是在宇宙的怀抱中，它把那些事物托举到了更高的空间。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今天或者明天，时代的趋势可能会把一个孩子跟这个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但愿他不会有幻灭感。我们再来设想，在太小的年纪上，他可能就被要求发展他的批判力，不正常地压抑他的自然欲望，来锻炼他的想像力，而在他的理性能力发生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他的想像力一直是非常活跃的。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反理性、害怕用想像力来报复理性吗？要知道，在想像的领域里，客观标准是要被抛弃的。　　

　　更加严重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正常的孩子往往会丧失他对宗教加诸他自身的那些教育的兴趣，他的批判性的注意力会转向外在世界对他的看法——正如他原先对童话的偏好会转变为对现实的浓烈兴趣。否则他的发展就会受到束缚，一边是趋向于生活的动力，一边是对生活的限制表示不满，这两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由于我们的出生本身造就了两类存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某种形式的调停还是需要的。拿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吧，当我已经开始让自己去适应理性判断的时候，我退入了一个纯粹幻想的境地。在那种境地，我的父母和他们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抛弃了（几乎可以说是背叛）。这有利于我进入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我把自己奉献给了某种更强的力量，去分享它的权威甚至它的万能。　　

　　也许有人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我已经离开父母的怀抱，出溜到了地面上，现在已经到了上帝的怀抱之中——他是一位老爷爷，他非常地宠爱我，同意我做任何事情，乐于赠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多得好像他的口袋一直是鼓鼓的。我感到他几乎是万能的——如果不能说是“至善”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结合了父母双方的特点——母性的温暖和父性的力量。（为了把两者区别开来，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作爱和力量，而我们如果真的把两者分开，那么我们最初的美好生活就会瓦解。）　　

　　是什么东西使一个人把梦想认作现实的呢？是拒绝。我们拒绝自己被限定在这个外在世界之中，拒绝某样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强加在我们头上，拒绝去完全认可那个把我们自身排除在外的世界。　　

　　当然，这就是我之所以奇怪地没有被上帝的力量扰乱的主要原因，这种力量是一点都看不见的，它比我父母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上帝最终将收回人们从他那儿得到的一切。他就是那样赢得所有虔诚的信徒的。而我的信仰则还有一个成因，它关系到一件古怪的事物，而这件事物又跟镜子有关。每当我照镜子的时候，我都因为心灵受到扰乱而看不清楚，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此而已——太拘谨、太放不开。身边的任何一件事物——哪怕是触手可及的——都能迫使我停住。如果我不照镜子，我就能使自己从这种感觉中解脱出来。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我自身的敏感，我似乎要求自己出现在每一面镜子中，就好像如果镜子中没有我的形象，我就会无家可归似的。这似乎是相当反常的事，因为我在后来的类似情景中也曾一遍遍地重温这种体验——尤其是当我感到镜子中的形象跟我本身的形象具有某种关系的时候——这种关系是无害而有趣的。从我自身来说，这些早年的想法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发现，任何事物都不会扰乱那无处不在而又无从看见的上帝。　　

　　当然，很明显，这样一个上帝的形象，由于它是由这么多早年的感情和感觉补缀而成的，它几乎不可能长久地留存——那些更加理性的、更加可解的心理形象会留存得更长久些——这跟祖父母一般都会死在父母前面是一个道理。　　

　　一个小小的记忆可以用来说明我不轻易怀疑的习惯。有一回，我父亲从一个宫廷宴会上回来，带着一个让我惊喜的小箱子，它可以“嘭”地一声突然打开。我感觉箱子里装着金色的衣服。可是父亲警告我说，箱子里的衣服是用纸做的，只是镶了点金边而已。我决定不打开它。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那些衣服始终是金色的。　　

　　我也不需要用肉眼去看从上帝那儿得来的礼物。它们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它们的数量也是无法数清的；我确信自己能收到上帝的礼物。而且，它们并不跟我的行为挂钩，不像有些礼物需要有好的表现才能获得。甚至于那些生日礼物，它们之所以在我的桌子上闪闪发光，也是因为我有良好的表现，或者是因为父母希望我有良好的表现。现在，我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淘气”的孩子，痛苦地承受着桦木树枝的鞭打——我总是在上帝面前狠狠地抱怨这桦木树枝。结果，他完全同情我。事实上，对于我父母用桦木树枝抽打我一事，他似乎感到非常愤怒。如果我碰巧心情好（这样的感觉不会经常出现），我会想办法说服他，让他别把这事放在心上。　　

　　这些幻象经常自然而然地进入我的日常生活，对此我往往付之一笑。直到某一天，我跟一个亲戚家的比我大一点的小姑娘出去散步。当我们回到家里时，大人问我们：“小姐们，你们在散步时看到了什么？”我的回答如同一整部没有删减的剧本。我那个小同伴发现她那孩子气的荣誉和真诚受到了冒犯，便失落地瞪着眼睛看我，并且尖声高叫着打断我：“可是你在撒谎！”　　

　　我觉得，我后来总想要把事情陈述清楚的努力就源于那个时刻。尽管我为这样逼迫出来的小气感到深深的沮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丁点儿都不添油加醋。　　

　　在黑夜里，我并不仅仅告诉上帝那一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还要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整个故事，我这是出于一种慷慨的精神，因为他根本没问我。这些故事都有一个特殊的点。它们来自那种给上帝提供整个世界的命运。因为我跟上帝的关系比较特殊，所以他往往会使我的注意力偏离这个现实世界，使我在现实世界中反而感到不自在。因此，我从跟人、动物或其他事物的日常接触中选取故事的材料。人生具有神话的一面，这基本上不需要强调——实际上上帝就是我的故事的听众。我惟一考虑的是提供一幅可信的现实画面。当然，我很难跟上帝说他还不知道的事情，但我可以保证我所讲的故事的真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始讲每个故事的时候都不带任何自满的情绪，并且总是以这样的短语开头：“正如你所知道的”这种跟上帝的关系是想像性的、有问题的，当我接近老年时，我回想起了那突如其来的结局的细节情况。我在小小说《没有上帝的时日》中陈述过这种关系。②但是，在那个故事里，孩子是被安置在一个外国背景里，而且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也许那是因为我仍然感到那种跟这些亲密的细节保持某种客观距离的需要。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体验上帝(2)

　　每一个冬天，仆人都会从我们在乡下的房子里来，给住在城里的人带来一些新鲜的鸡蛋。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他发现一对夫妇站在庭院中央我那个小房间的前面。他们想要进去，但他要他们走开。下一次他来的时候，我急忙问他那对夫妇的情况。毫无疑问，那是因为我担心那对夫妇可能饿死了或冻死了。他们会去哪儿了呢？他说，他们还在那儿。那么，他们仍然站在房子的前面吗？不。那对夫妇发生了变化，变得很慢但很彻底，他们变得越来越瘦小了。他们最终倒下了。有一天早上，当他在门前扫地时，他发现什么都没了，只剩下那个女人的白色外套上的几颗黑纽扣和那个男人留下的一顶扁了的帽子。不过，他们曾经站着的地方仍然覆盖着他们冰冻的泪水。　　

　　这个可怕的故事使我感到悲伤，但最让我烦恼的还不是这种悲伤，而是他们谜一样的转瞬即逝，他们好像是融化掉了。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阻止我看到那显而易见的结论，只因为它太简单，而我体内的一切都在以日益高涨的激情寻求着答案。就在那个晚上，我跟上帝就那个答案争论了起来。一般而言，他跟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关联，他只是一只耳朵。这回我也没有多问他。他只需要让几个简短的词语从他那说不出话的嘴巴里吐出来、再溜过他那看不见的嘴唇：“雪人先生和雪人太太”。不过，事实是灾难性的。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灾难；它粗暴地撩开了幕布，显露出那隐藏在幕后的无法形容的险恶。由于那画在幕布上的上帝并不只在我眼前消失，他是完全消失——上天入地都找不着他。　　

　　当那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活人身上时，它会令我们失望。在某一点上认清事物，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可能已经改正了那关于他们的错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身上。在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发现这两者之间迟早会出现断裂。经验告诉我们，它是否是严肃的、可以补救的，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不过，在上帝那儿，这种差别是实质性的。这可以在下面这个事实例子中看出来：上帝信仰的消失绝不会导致上帝赐予的能力的失落，这一能力一般来说会使你相信一些想像中的事物。于是，我想起我们按照惯例在家里举行宗教献祭仪式时的情景，恶魔的名字会被高声喊出来，而我会被从昏沉中惊醒：他还在附近吗？他是否就是那个让我从上帝的怀抱中掉出来的人。上帝的怀抱真叫舒服啊。如果说他该负责，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跟他决斗？　　

　　为了分析那样的情景（它消失得太快，但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想特别地提出一种调子：我没有那种要去分担上帝消失的罪责的感觉，但有一种同谋的感觉—— 一种预感到即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前兆。那促使我去检验上帝的事件极其微不足道——尽管雪人先生和雪人太太是孩子们堆起来的，但我无法见证他们。　　

　　我体内的险恶意识被唤醒了，在我的童年时期它已不会有什么大的发挥：它只是加剧了那种使我在现实世界中感到自在的难度，因为现实世界中没有上帝。非常奇怪的是，上帝的消失在道德领域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使我变成了一个好小孩，比以前还要好，如举止更加文雅（因此没有上帝的我并没有变成魔鬼）。那大概是因为沮丧往往会对不规范的行为有一种抑制作用。不过，这其中可能也有一个正面的原因，即那种对我父母的出于本能的同情。我不想给他们惹麻烦，因为，跟我一样，他们也受到了打击——上帝在他们那儿也消失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当然，有一段时期，我曾经努力想扭转局面，去模仿信仰宗教的父母，正如过去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们那儿得来的和学来的，我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才相信现实中的事物的。我时常在傍晚时分犹豫地握紧双手，绝望而谦卑，就像是一个陌生的小孩，被从广袤的孤独之乡的边缘地带招来，被带到了难以置信的远方，但是那种想让新、旧两个地方的关系和谐起来的努力，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隐秘，它被证明是失败了。尽管我一直很谦卑，但这依然是迫不得已的事。对于一个截然不同、没有利害关系的陌生人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去麻烦一个对事情一无所知的人，我会感到羞愧。这加剧了我的孤独感。　　

　　我在睡觉前，继续讲述我的故事。跟以前一样，我的故事都来自一些简单的素材，人物和事件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尽管它们也已经经受了决定性的逆转，因为听众走掉了。不管我如何努力地修饰它们，用一条更好的线索把它们引向结局，但它们还是消失在了阴影之中。你可以看到，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它们在上帝温和的手里没有得着一刻的休息，就像是那些他从其偌大的口袋里拿出来给我的礼物。因此，我甚至确信它们是真实的，因为我已经接受它们并把它们转交给了别人。它们变成了我莫名其妙的焦虑的原因。就好像我把它们推入了不确定的现实生活之中，使它们不再受到任何的保护。一开始，它们正是我从生活中得出的印象。我常常重复地做着同一个噩梦——当我因为出疹子而发高烧时，这个噩梦一再地出现。在这个噩梦中，我看到了许多来自我的故事的人物，我把他们抛弃了，不给吃也不给住。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能够让他们分开。当他们进行复杂的旅行时，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弄回家来，让他们回到庇护所里，我想，只有那样，他们才能得到安然的休息——他们中所有的人的个性都千差万别，而且在数量上不断地成倍增加，直到最后，他们会找不到回到上帝身边的途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把那些相当有分歧的外在的印象相互联系了起来。③　　

　　我对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的考虑不是母爱的表现；一般人都认为那可能是一个小女孩的母爱的表现，甚至当我们在玩洋娃娃的时候，也有这种表现。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则会把洋娃娃放到床上，并让那些我们玩游戏所需要的动物回到圈栏里去。他们把这作为供我表演的机会。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哥哥的这些举动显示出他比我具有更强的想像力。　　

　　当我跟那些与自己同龄的女孩朋友在一起时，我不太谈论我这些神圣的“体验”。（我有一个特殊的朋友，他是我的远亲。跟我们一样，他母亲那方也是法裔德国家庭。）我使事情保持在一种暧昧的状态中，就好像我不太确信它们会唤起类似的体验。不过，过了几个年头，我对那些体验的记忆消失了。因此，我记得许久之后，当我碰见一张皱皱巴巴的、破烂不堪的纸片上有我曾经胡诌的一首诗作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这首诗是在芬兰就着雪夜那神奇的白光写成的④：　　

　　哦，头顶上明亮的天空，　　

　　我把信任交托给你：　　

　　不要让欲望或恐惧　　

　　把你从我的视野隔离！　　

　　你伸展在我们的上方，　　

　　被风从这端扫到那端。　　

　　请让我在跌倒前看见　　

　　道路并再次看见你！　　

　　我并不奢望逃离痛苦，　　

　　也不要求爱情的真诚；　　

　　我要的是宽广的草原　　

　　好屈膝在你的下面。　　

　　我仿佛读着一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诗篇，我读了又读，甚至为它所具有的诗歌的价值感到了某种不折不扣的虚荣！不过，文字背后的基本感觉歪曲了我后来的行为和经验，就好像那种感觉不是慢慢地从高兴或悲伤的一般事件中升上来似的，而是来自我最初的童年时期。所有人在最初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时，都会感到震惊，他们会一再有这种震惊的体验，而且会贯穿整个一生。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体验上帝(3)

　　尽管有种种可信的传记材料，但要认清这些问题还是很难。也许举个具体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我的床头，放着一本小型的日历，上面有52条《圣经》中的语录，每周是不同的一条。其中有一条说：“要学会心平气和，做你自己的事，而且要亲手做。”这话肯定是早年那种逃亡感觉的回响，它也可以解释那本日历之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悬挂在我墙头上的原因。《圣经》中的那段话一点都没有孩子气，它贯穿了我远离上帝的所有岁月。我没有忘掉它，一是因为我父母，二是因为它穿透了我的心。当我移居到国外生活时，我就带了这本日历和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当尼采听到那段话时，曾说：“抛开那些中不溜的衡量标准，要下定决心过一种完整、完全、完美的生活。”⑤　　

　　事实上，这些印象都来自我非常早的童年经历，它们似乎会让人感到惊讶。我曾经说过，它们不仅跟婴儿期的衰退有关，而且跟婴儿期的发育不良有关。我心里很快就形成了“上帝”的概念，而这个概念跟上帝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化本质是不一致的。这种精神化本质的衰弱比在一般状态下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性，也更加具有干扰性。就好像我是第二次被投入这个世界似的，因而我往往跟冷静的现实发生冲突。　　

　　在我17岁的时候，由于某种外界因素，我第一次直接回忆起了我早年跟信仰斗争的情况。那个因素是：在改革后的福音派教会中，跟赫尔曼·道尔顿一起接受笃信教导。⑥由于上帝不需要那些作为教规的宣言和教训，我从儿童时代起，内心的上帝形象就变得很衰微。一种秘密、虔诚的愤怒情绪油然升起，我抛弃了关于上帝的存在、正义以及那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善良的理性证据。这使我感到羞愧，就好像他在被迫倾听我童年时代的所有一切，既震惊又迷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在为他说话。　　

　　如何确认信仰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真正结果是：由于我父亲生病了，我让道尔顿开始对我讲述本来应该在第二年讲述的教义，以避免我在那时因为离开教会可能会引起的任何不快心理。不过，在那之后，我正式离开了教会。尽管理性地来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感到我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我还是做了。其实，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就不会让虔诚的父母既痛苦又担心。把我引到这种地步的，不是对真理的狂热追求，而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不可调和的内心冲动。　　

　　在我这一生中，我的兴趣和其他各种因素导致我钻研哲学、甚至神学，在这两个领域所花的时间比其他任何领域都要长。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反映出我作为一个小女孩的虔诚的品性，而且这跟我后来对信仰的拒斥也没有任何关系。我系统学习过、思考过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刺激过我早年曾经拥有的信仰——就好像那种信仰在“成人思想”的王国中失去了地位。结果，所有那些学术领域，包括神学，对于我来说，仍然保留着纯粹理性的兴趣。这些领域从来不曾跟我曾经一度体验到的感情领域有关，更不要说是两者之间的融合。可以这么说，它们有点像是我所确信的教规。当然，我承认，甚至常常羡慕别人能够通过研究，创造那些初始虔诚的替代品的本领——那种替代品也是相当具有精神性的——我还羡慕他们能用成熟的思想，把过去融合到现实中的能力。他们把自己推向前进的最好方式就是学习整个的人生课程，比我学得好得多；我每次在表达我对人生的看法时，总是结结巴巴。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些方式仍然显得陌生而遥远，就好像我们在谈论某些完全不同的领域或主题。　　

　　有些人把他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思想的事业。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他们最吸引我的一直是他们作为人的品质。不管他们在他们的哲学中把这种品质表达得多么微妙，你都可以说，从深层意义上来讲，对上帝的体验一直是他们的人生体验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体验。其他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作比的呢？我一直爱着他们，一直在用爱寻求那穿透人的心灵东西；在人的心灵深处，展开着我们最隐秘的对命运的感受。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在我的生活中，不能在欲望与真理之间、在情感期待与理性知识之间取得平衡，而这种平衡往往只能慢慢地取得，那么，这些早期宗教情感在何种程度上会继续对我施加影响呢？我只能真诚地说，上帝消失了。不管生活和世界的表面如何变化，那些留存在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的宇宙已经被上帝抛弃了。也许这恰恰是我以前对上帝的信仰中的孩子气的表现；正是由于这种孩子气，当我后来想用别的东西来替代或调整我心目中的上帝形象时，我发现根本不可能。　　

　　不过，对上帝消失的孩子气的看法固然有这种否定性的结果，但它也有肯定性，它用同样无可挽回的事实把我推入了现实生活。我要对我最好的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本来这种判断应该是由上帝做出的，而我这么做，可能会在其中融合我自己的感情。我的判断可能只会限制、偏移并削弱这种结果。　　

　　所有这一切对我人生的初始影响都是极为肯定的：要有跟万物分担命运的感觉。从早年开始，这种感觉就在我混沌的心中苏醒，它具有某种持续不断、入木三分的力量。因此，称之为“感觉”比“知觉”要更好些，因为知觉总是跟客体相连。我们深信，我们拥有共同的命运。这种感觉不仅限于人类，而且跟宇宙中的尘埃相连。由于它不会被任何人性的衡量标准和价值观念所改变，就好像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来进一步调整、提升或贬低任何事物，就好像无论是谋杀还是灭绝都不能影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　　

　　人们可能会看到我早年跟上帝的关系在精神上的遗留。在我的整个人生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欲望比表现尊严更合乎我的本能——表现尊严是第一重要的，然后才是为人处事。　　

　　在我所要讲述的故事中，尊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能只有尊严才是我的故事的主题。尽管所有其他内容都肯定是关于许多围绕着这个主题的事物的，但尊严这个最简单的词始终在所有这一切的下面，稳稳地、默默地。　　

　　我可能写得不合逻辑，但我必须坦承：任何类型的信仰者，甚至是最荒谬的信仰者，都在看到人类正在彻底地失去尊严意识的时候，自己感到了优越。⑦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注　解

　　①　在写作这部回忆录期间，即在1931年的早春，莎乐美给弗洛伊德教授写了封公开信，题名为《朝拜弗洛伊德》。如果读者把此处故作随意的表述跟公开信中那种跟理论紧密相连的表述进行比较，再把“渴望回到子宫的黑暗之中”（见那封信的第38页）跟“渴望回到万物的一致”（此处）进行比较，也许她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独特观点将更容易被理解。莎乐美描述了她与弗洛伊德的相似和不同：“他致力于重塑人类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并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做这一切出自理性而非本能。从一开始，我们之间的差异就是明显的，他宁愿将人类从危险的相互联系中解脱出来，而我更愿意感受那种力量，即使它是病态的、不正确的。”　　

　　然而，另一区别很快摆在面前：里尔克的第八首《杜伊诺哀歌》提到：“记忆，就好像是世人所求索的，以前离我们更近些。”“这儿的一切都很遥远，那儿的一切近得像自己的呼吸。”接下来提到了“那片旷野”，只有动物，即非人类的生物才能“用它们的眼睛”觉察到它的存在。“这片旷野”可以跟莎乐美提到的“庇护所”（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一简要的表达）联系起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寻找里尔克对莎乐美的影响，而是为了解释莎乐美在回忆录中所使用的特殊视角。莎乐美多次使用“Zurckrutsch”这个词，它生动地体现了莎乐美作为德国女人的特点；它是莎乐美对弗洛伊德的“回归”这个概念的解读，“回归”的意思是“利比多回归到它发展的早期”。　　

　　（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莎乐美回忆录的编者恩斯特·菲弗（Ernst Pfeiffer）所注。）　　

　　② 《没有上帝的时日》（Die Stnde ohne Gott），后来选入同名的儿童故事集。1922年由欧根·迪德里希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1919年6月，欧根在荷恩瑞德（Hohenried）的海斯勒（Henry von Heisler）家短暂停留。那时莎乐美已“步入垂暮之年”，她再次忆起了有关的细节。故事写于这之后不久，开头是乡下仆人所讲的荒诞故事。故事讲的是一对神秘的夫妇站在自家狭小的房子前面，回答孩子提出的越来越深入的问题。从此以后，这个小女孩的生活直接展现在上帝面前，虽然这其中有一个诗性的转变，但仍非常接近她的记忆。比如，书中提到上帝在“明亮的阳光”中出现的情形：“在一个套间里，有一间单人房，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在这个房间里，她被允许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包括锁门。当然，这把锁对上帝来说是不存在的。”友善的仆人的第二次来访构成了故事的第二部分，即大灾难：“仆人看到了事情从一开始的全过程，但他自己无法解释，——不，人类无法知晓这类事情。她如何能忘掉这一切？难道得去问无所不知的上帝不成？不仅是现在，而且在以前——我们都会问：这对夫妇看上去很熟悉，他们是谁？——名字，她想知道的是这些人的名字！现在她站在那儿，聆听着。”　　

　　从莎乐美1900年跟里尔克一起远赴俄国的日记里，人们发现了她关于儿童时代的最初（现存）记忆：“最后一切都变成了梦想。最大的和最小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混到了一起，生命也许已然存在，但谁能将之理顺呢……最后结束时，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小女孩，在黑夜中独自躺在床上，陪伴她的只有枕头边上的两个娃娃，一个是瓷的，另一个是用羽毛和蜡制成的。我看见自己在给上帝讲述最动听的故事，而不是在进行睡前祈祷。”莎乐美1936年的笔记中又提到了这一记忆：“当我回想童年的往事，我几乎凭直觉看到自己在临睡前给上帝讲故事。”　　

　　③　在儿童故事《托尔和乌尔的联盟》（Das bndnis zwischen Tor und Ur）中，作者通篇都在描述这种想像式的过程。这是《没有上帝的时日》一书中的第3个故事。故事的开头有一个小姑娘，她喜欢把她脑海中的想像与她遇到的人和事联系起来。“为此，我们想到了许多人，其中有些还是现实中的而不是想像中的；因为我们觉得跟他们玩，才有过瘾的感觉。”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作者把许多人的特点综合到一个人身上。例如，她把“祖父”的特点给了她的伙伴特瓦德，这是因为她曾偶遇一位害羞的老头，他的眼神带有畏惧。当特瓦德注意到这种虚构的倾向，他惊叫（他只是莎乐美的“小亲戚”）：“你在撒谎。”乌尔苏拉还记得，有一次，当她虚构另一章节时，她惊讶地批评说：“那是你杜撰的。”后来她决定绝不再增加虚构的成分。在作品的第7页，她写道：“当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后，或许这种习惯潜入了我的生活。”这句话意味着莎乐美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跟小乌尔一样），有特殊的倾向和能力。她不仅能创作出一个人物原型的多种模样，还能描绘出她所认识的这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样子。小说《房间》（Das Haus）中的人物巴尔杜因就有着年轻的里尔克的特征——在他们尚未相遇之前，她对他的想像。　　

　　④　莎乐美第一次回忆起这首诗，是在俄国长途旅行即将结束时。她曾说，这首诗的灵感“来自许多年前在芬兰龙加斯（Rongas）的一个明亮的夜晚”。在第一个译本中她忆起了这些，在日记中，这一点有所不同，有一个额外的章节。　　

　　⑤　参见歌德的诗《忏悔录》中的倒数两节：“如果你想奉献/就要彻底奉献给那些信任你的人/我们将跟随你/奋斗不息/抛开那些中不溜的标准/生活要的是果敢/全部、完满而美丽。”尼采是从马志尼那儿学到这一生活信条的。他们相遇于1871年2月，从那以后，这一信条成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座右铭。　　

　　⑥　道尔顿注意到莎乐美的情形是这样的：有一次，他正在作关于上帝无所不在的讲演，说我们无法想像有一个上帝不在的地方。莎乐美高声说：“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地方——地狱。”这点给道尔顿留下了印象。这之后，道尔顿很想见她，但她已离开了教会。　　

　　⑦　这最后一段用铅笔写成，是后来（约1936年前后）加上的。莎乐美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她将“乐于用类似说教的形式，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或许，正如她所补充说的，那是因为她在开始写作时，只是把基洛特牧师的许多布道词拼凑在了一起。有一次，在冥想时，她将“上帝的缺席”视为自己的“灾难”。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体验爱情(1)

　　如果说性欲是一件完美的礼物，　　

　　其间没有任何内心的矛盾；　　

　　那么上帝只把这样的一件礼物送给了动物。　　

　　人会在爱与不爱之间感到紧张，　　

　　而动物只会感知到那种性欲发作的生理规律；　　

　　动物性欲的表达是热烈、自由、自然而然的。　　

　　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不贞的观念。　　

　　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都有重头再来的努力和再生的欲望。老话说得　　

　　好——青春是再生。我们都曾努力地去顺从我们周围的生活，顺从那些轻而易举就征服了我们年轻心灵的判断和规范。经过数年这样的顺从之后，一种强烈的欲望会在我们正在成熟的体内陡然升起，就好像这世界只有现在才被创造出来，就好像我们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着所有这些攻击我们的欲望，感到无从理解。　　

　　甚至于我们中最敏感的人都会成为这种魔咒的牺牲品：我们会感到一个全新的全然不同的世界正在升起，跟这种感觉相矛盾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跟某种难以理解的误解有关。不过，由于我们不是非得坚持这种大胆的信仰不可，由于我们最终必须向世界的真实样子屈服，所以在我们后来的人生岁月里，这一“罗曼蒂克”阶段会给我们蒙上一块乡愁的面纱，这面纱就像是森林中湖泊上微微闪亮的月光，就像是那引诱我们走向毁灭的幽灵。然后，我们会把内心深处的冲动跟某种过度的情绪混淆起来，那种情绪可能是没有创造性的、不平衡的，而且只跟某个特殊的阶段联系在一起。不过，事实上，我们错误地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东西起源于我们存在中最坚固、最顽强也是最初始的部分，那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借助外力就能平衡外部存在和内部力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能为外在现实和内在现实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　　

　　在身体成熟的转变期，我们的真实本性会引起内心的斗争和动荡，同时使我们最适宜于跟我们早年生活中的混乱和压抑达成新的妥协。　　

　　我本人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发现，我少小时候对爱人的梦想和幻想在现实世界中都被推到了一边。一个活生生的人取代了它们。①他不是在它们旁边出现，而是跟它们一起出现——他自己就变成了现实的外在体现。在向我表达强烈情感的方式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加简捷和简短，他是我期待中的“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只有跟上帝才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的形象中浸透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品质，跟我周围的一切截然不同，从那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存在”是不真实的。现在跟上帝一样的品质已经出现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些品质是包罗万象、占有优势的。况且，那不朽的神灵被证明绝对不是幻象。作为一个教师，他的目标是让清晰而理性的思想得到无限的发展；我发现，我越是难以皈依他，我越想去倾听他。我因沉醉于爱情而心灵受到提升。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能跟现实妥协的。在那一点上，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甚至不曾接近过他现在所代表的那种现实的边缘。　　

　　这位老师先是秘密来访，然后被我们一家所接受，是他帮助我为日后在苏黎士的进一步学习做好了准备。甚至在他最严厉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了大度。他跟我那总是满足我各种各样欲望的教父很相像。就好像他既是我的主人又是我的仆人，他引导我、引诱我走向我内心深处最深沉的情感。对于我来说，到现在为止，他依然是我童年时代上帝形象的一个副本、一个亡魂。当我确切发现我不能把我的爱付诸任何一个现实中的男人时，我开始明白了上帝在我心中的地位。　　

　　当然，有许多因素我可以拿来作为借口，其中之一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方面。坦率地说，同样要紧的是在迷惑和清醒之间的情绪差距。另外的事实是，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是两个跟我一般年纪的孩子的父亲。（我并不在乎这一点，因为上帝跟人类全体都关系密切，不会因为年龄问题而妨碍他跟任何人的亲近。）我的性情还跟小孩子似的——那是我身体发育迟缓的结果，在北方气候条件下的人们发育都比较迟缓——这迫使他在跟我父母谈了跟我结婚的事后居然还对我隐瞒。当决定终身大事的时刻意外地到来时，我感觉自己由天上掉到了地下，我拒绝了。我一心想逃到陌生的地方去。有些东西有其自身的需要，它们不仅没有满足我的愿望，而且还威胁到我的愿望的实现。那站在我面前的确实是另一个人：由于他戴着神圣的面纱，所以我还不曾认清他的真实面目。我把他神化了，我想我做得对，因为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需要他对我施加影响，使我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这种双重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它导致了一个古怪的事实，即尽管我们俩都爱着对方，尽管他常常用昵称叫我，但我从未曾使用熟人之间的称呼法去称呼他。在我整个一生中，对于我来说，礼貌称呼的使用是关系亲密的表示，而昵称反而表示不那么亲密。　　

　　我的男友是荷兰使馆的工作人员。自从彼得大帝开始，在俄罗斯，有非常强大的荷兰殖民势力。使馆工作人员需要承担各种官方职责，尤其要参加水手们的宣誓就职仪式，小教堂里的布道用的是德语和荷兰语两种语言。由于我的男友花了很多时间来帮助我，所以我时不时地给他写点布道词，这真的不是什么重任。当然，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一定会去教堂，因为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观众是如何被他的演说（他本人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完全迷惑住的。后来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因为写作的热忱把我带走了，我从歌德的《浮士德》中、而不是《圣经》中选取了我的座右铭，那就是：“感觉就是一切！名称只是余音和残烟。”他跟我的关系使他受到了大使的申斥，这使他深感恼火，他又转过来对我大发雷霆。　　

　　由于宗教与政治的彻底分离使荷兰得到了好处，所以我的男友有一些特殊的权利，他可以用这些权利来帮助我。由于我离开了教会，在我去苏黎士旅行之前，②俄罗斯的权力部门拒绝给我发放护照。他说，他可以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给我办一个确认身份的证书，那个朋友是荷兰一个小村子的小教堂里的牧师。我为他这一奇怪的安排深深打动了，因为这个安排是严格按照我的愿望来执行的。那是在美丽的五月，一个普通的星期日，我们得分别了——我害怕分别，就像害怕死亡似的。幸运的是，我母亲跟我在一起，她根本不懂荷兰人的渎神的布道词，也不懂布道结束后那些表示确认的用语——这些用语几乎像是结婚誓言：“别害怕，因为我选择了你，我要用你的昵称来叫你，你是我的。”事实上，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因为他发现俄语中的“里奥拉”（或者“里奥里雅”）很难发音。　　

　　我年轻时的恋爱故事有一个惊人的转折点。那时候我对自己只是一知半解，十年后我把它写成了小说《露忒》。③但是，那个故事有点暧昧不清，因为它缺乏必要的叙事前提：即对虔诚背景的认识。我的上帝之爱和世俗之爱是一致的，而那种一致性是潜在的。那个我所崇敬的爱人真的突然之间像上帝似的消失了，没有给我留下一丝遗迹。但是这样的对比是不能成立的；这其中的深意使《露忒》的基本情节染上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不是一个年轻女孩成长发育过程中那些反常的被压抑的情感。不过，正是由于我的不成熟，这场不完满的爱情经历留下了无法比拟的、独一无二的魅力。因此，这段恋情的突然结束使我感到的是自由和快乐，这跟我小时候在上帝消失时所感到的悲伤和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次失落在形式和方式上是非常相似的。我跟我的第一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他是完全真实的，他的意愿和智慧曾经帮助我找到了自由，即内在的自由，通过这种内在的自由，我最终学会了使生活完美的诀窍。　　

　　如果说这些事件在发生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示出了不合常规的痕迹，而这些痕迹早在我的有点不正常的童年时代就种下了根，那么可以说，在我的成长发育期它们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我的身体的发育跟不上精神和头脑的发展。我的身体不得不对性欲冲动做出屈从的反应，而我的精神却不能接受或平衡冲动。为此，我甚至发病了（吐血），不得不离开苏黎士，前往南方。④后来，我觉得那跟某些动物的行为相类似，比如一条狗一直留在主人的坟墓旁，直到它感到了饥饿。尽管它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胃口。拥有一颗忠实的心灵可能会导致身体方面的不良后果，我们在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是不会为它感到难过的。　　

　　我不仅在身心分离时感到莫名的高兴，而且还把自己在身体方面的压抑看成某种异样的东西，它跟我的不断上升的快乐是没有关系的。是的，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自负。我在爱情诗中表达过这种自负。在那首题为《临终请求》⑤的诗中，我还赞颂过疾病：　　

　　当我最终躺在棺材里　　

　　——一颗火星慢慢消隐，　　

　　我的爱人再次抚摸我的头发，　　

　　然后我将隐入阴影。　　

　　我的尘世之躯　　

　　将必然归于尘土。　　

　　请在我的唇上撒下最后一吻，　　

　　你是惟一爱过我的人。　　

　　别想着我真的安息　　

　　在木头棺材里，　　

　　因为我把全部的生命都给了你——　　

　　我将永远属于你。　　

　　这首诗把尘世之爱象征为（确切地说是预示为）深入得多的全面结合，它也显示了我的爱在本质上是超越惯例的。尽管我必须声明：只有在跟中产阶级的婚姻及其有关的一切进行比较时，我的爱才是超越惯例的。对于中产阶级的婚姻来说，我仍然太不成熟、太不循规蹈矩，那是我童年时期体验上帝的结果。因为在那样的背景下，我的爱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指向庸常，而是指向某种几乎具有宗教意义的象征性意象。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体验爱情(2)

　　有些事情的进展虽然不会遵循普通的规程，但它们依然会以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某些普通的特征。因为在恋爱中，你的伴侣，虽然未必考虑我们在这儿所讨论的那些神圣因素，但他的形象依然会被某种几乎是神秘的东西所夸大。因此，他或她变成了一切美妙事物的象征。完美的爱情预示着我们会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对方——从纯洁的、无法抵御的狂喜到激情的频繁交流。不过，我们也期望在这“失去自我”的阶段之后，渐渐地会出现“意识到自我”的阶段；这不仅是为了要处理人生的其他需要，而且是要弄清楚我们为对方所承担的职责和责任。尽管激情可能会在理智的冷光下受到批评或赞许，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已经陷入激情的人不再对别人怀有感激之情。他们对激情是有疑问的，而且他们体验过那种感激之情，因为我们对那种体验的衡量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它允许我们去打破那些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最必须、最不证自明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先于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的。在我们内心深处，它掌控着既使我们相信又使我们爱的人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形象；纵然他后来变成了我们的仇敌，我们也依然那么认为。　　

　　因此，哪怕是在相当一般的爱情已然耗尽的情况下，双方都应该超然于婚姻之外——尽管忠贞和背叛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也使我们很难超越。最明显的突破可能伴随着对别人的最现实的需要，把诗人推向诗歌的是现实。诗歌自身不会对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有更进一步的需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诗性的成分要多于理性的成分；在最深的意义上，我们在创作诗歌时的身份比我们现实的身份更有价值。　　

　　我们相互间的爱情是一件救生衣，它有助于彼此双方去学习游泳。不过，我们总是以为对方是大海，他能同时承担两个人。因此，对方会在我们的眼中变得无比珍贵，就像是一个最终的家园；但这会引起误导和混乱。我们的感觉会变得敏锐起来，从而感到在整个宇宙之中相互之间是离散的、不同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得相互帮助，这样我们才能承受这种状态，而且才能相互支持。我们必须通过在身体上达到完满来证明我们的基本性格。不过，由于此间的证据无可辩驳；所以我们对这一基本性格的认识是积极的、实质性的，它依然是我们的纯粹的需要；因为它不可能克服个人之间的那种极端的分离状态。　　

　　因此，两颗在精神上相互爱慕的灵魂可能会成为那种古怪的错觉的牺牲品，他们误以为自己在漂流，摆脱了身体的牵制，在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上面的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融为一体。不过，也正是出于这同一个原因，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跟这种精神上的表现相反，我们的身体可能会通过攫取某样东西而达到完全的满足。一旦满足，身体对这样东西就不会再有兴趣。那就是为何我们要倾向于在爱欲和性欲之间做出区别的原因，前者吸引我们，而后者诱惑我们。我们还要区分性和爱，前者是相当普通的，后者会使我们感到深深的震动，而且我们会把爱看成某种几乎是神秘的体验。在每一种情形中，这都取决于它是否能在我们纯洁的身体中找到表达的方式。那些平庸的东西一直是隐匿的，而我们会在诸如呼吸顺畅等基本的快乐中找到满足感——或者取决于我们这些小人物是否会去赞美那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存在于我们和万物的原始的关系之中。　　

　　如果说性欲是一件完美的礼物，其间没有任何内心的矛盾，那么上帝只把这样的一件礼物送给了动物。人会在爱与不爱之间感到紧张，而动物只会感知到那种性欲发作的生理规律。动物性欲的表达是热烈、自由、自然而然的。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不贞的观念。　　

　　在所有个人决定之外，只有两个来自动物世界的本能因素会进入人类世界：生产与母性。（一般而言，关于爱情，我们所能说的很少，除非它打破了我们对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的看法；这一事实是我们无能的结果，即我们没有能力理解任何东西——除非把它放在理性或感性的欲望之中——不过，理性和感性是完全封闭的概念的容器，我们可以用它从经验之井里汲取大量的水。）因此，我们允许自己去成为母亲。女人的身体固然有种种问题，但也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健康因子，这种因子加固了生命的延续——在她的内心，她渴望男人，渴望把那个男人重新变成男孩；甚至于在这种冲动本身还没有变成有意识的愿望的时候，她也会负起延续生命的责任。如果一个女人不能体验做母亲的滋味，那她就得不到人生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记得，在我晚年的时候，有一回，我跟一个人长时间地就类似的问题展开辩论，当我坦承：“你知道吗，我一直不敢把一个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听了我这话，感到震惊不已。我确信，我这种态度不是青春期的产物，而是来自一个更早的人生时期，在那个时期，我甚至没有理性地考虑过这些问题。我对上帝的了解比对鹳的了解更多。孩子们都来自上帝，他们一旦死了，就重新回到上帝身边——除了通过上帝，他们的人生还有别的可能吗？现在，我真的不想再说，上帝的消失固然非常严重，但不会削弱、更不会扼杀我内心对母性的看法。不，我的意思不是指任何有关于我个人的特殊情况。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出生”的完整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孩子是来自虚无还是来自全部。除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希望和欲望，大多数人会在常人所抱的期望的帮助下，克服犹豫不决的心态。如果人们沉迷于乐观主义的观念中，即认为孩子们最终都将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这些希望和梦想是我们自己所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那么没有人会表示反对。但是，这不是日常道德上的考虑，因为道德上的考虑会使创造新生活的问题变得非常深重；这是我们的处境本身，它会把我们从个人王国转移到创作状态之中。在创作状态中，我们个人的决定会被接受并得到提高，在我们人生的这一最具有创造性的时刻。如果我们所有的行为都真地不可避免地屈从于类似的转变，而且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要在那口述给我们听的文本上签署自己的名字，那么在我们所说的创造行为中（所有领域中的），这两个王国很明显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管父母亲对孩子的责任分得多么认真严肃，那种责任都会被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力量所淹没——通过我们自己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两方面的隐秘本性，也通过某些遥远的事件；那种力量将摆脱所有其他的势力，于无形之中奔向我们。如果在所有真正的信徒之中，母亲需要最强烈的信仰，那么下面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上帝肯定会保持坚定的品格，在她所生养的孩子的头顶之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叫做玛丽亚的女人仅仅是约瑟夫的妻子，而其他什么都不是；也没有一个女人不需要承受那完美无缺的关于生活的概念，那个概念在终极意义上是个谜，而她只是被上帝选中的容器。　　

　　摆脱所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仅仅是受到爱欲的激励，为了他们自己的快乐同时也为了传宗接代，两个人结合在了一起。两人之间另有一层更深的关系，那种关系相当罕见，而且不像那些我们立刻就能明白的事物那样容易描述。也许我们会通过把它跟我们在上面所讨论过的情况进行类比，从而斗胆去描述那种关系。让我们来想像一对夫妇，他们会看到他们那至高的爱情只是、也只可能是生育孩子的工具。让我们再来想像一下，这种欲望是如何被从生理层面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的。最切近个人的领域跟最遥远、最虚无的领域是连在一起的。那种使他们俩都面目一新的极乐并不指向他们自身，而是指向他们共同向往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会把他们从存在的深处提升到他们自己的视野之中，或者说提升到他们自己的幻象之中。他们所重点考虑的不是他们周围的世界，而是他们站立其上的那块共同的土地——它使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观念。　　

　　这种描述不太确切，听起来像德尔菲神庙的神谕似的。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事实，即那种关系会错误地而又不可避免地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友谊”混在一起；那么很难说这是一种必须的描述——那种关系的基础不是身体上的结合，而是其他种类的共同兴趣，那些兴趣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知识性的、实践性的。它跟我正在描写的东西是有差异的，就像小山跟高峰的差异。夫妻俩决定领养孩子，而不是自己生育；那么不管那样做是多么正确有益，也不管那样做会使他们多么快乐，领养和亲生总是不同的。也许，只有在早年的青春时代，友谊才会让人们分享精神。在那些日子里，那些伟大的创造性天才会浮出水面，宣告他们的到来，而正在发育的身体关注的只是自身和自身的需要。只在极少数时候这些早年的情绪才会延续下来，直到完全的成熟。爱欲所创造的人际关系是最珍稀的也是最光荣的。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朋友”的意思几乎是史无前例地解决了人生最大的矛盾。两人都在那个神圣的领域之中，分享着对方的孤独，目的是要使那种孤独感显得更加深刻，深刻到你在自己的身上也能看到对方的内心。朋友会保护你，使你不至于失去那种孤独感，你们俩还可以相互保护。　　

　　毫无疑问，我青年时代的第一场重要恋爱的本质跟我一直在描写的情况有关。也许正是因为那个原因，我才胆敢做出这一步微小的努力，把我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诉诸文字。那种关系在我们的人生中一直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从来没有实现过。因此，我必须承认，在所有那三种至高无上的爱（婚恋、母爱以及纯粹的爱欲）中，我都没有取得成功，而其他人有时是会取得成功的。不过，只要我们还能抓住生活，还能对生活施加影响，只要我们作为生物还能继续创造性地工作，直到我们人生的结束，成与不成是无关紧要的。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体验爱情(3)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管谁进入了玫瑰丛，他都可能会抓取一把鲜花。不过，不管他能抓取多少，总之只是整个花丛的一小部分。但是，一把就足以使我们去体会花朵的本质。只有在我们拒绝进入花丛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抓取所有的花朵），或者只有我们在把满把的鲜花散发出去的时候（就好像那是整个花丛似的），只有在那时它才会独自寂寞地开放，不为我们所知，或者说我们孤独地被它抛下。　　

　　在那时候，其他年轻的女人是如何处理这些爱情与人生的问题的呢？对此，我只有零星的一些了解。甚至在那时候，我对事物的态度也跟她们有所不同——尽管我不能说出我的处境。这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歌德所说的“渴望”、“恐惧”、“痛苦”和“怀疑”在那些年是很普遍的，而我很快就把它们抛在了脑后；因为我决定性地遇到了那个在我面前打开人生之门的男人，他所给我留下的，与其说是女孩子气的默然心许，还不如说是男孩子气的胸有成竹。不过，那不是惟一的理由。在我这个年龄的其他女孩子依然抱着青年人的乐观主义，倾向于把她们所向往和希望的一切都看成是玫瑰色的。不过，我缺乏这种乐观主义所必需的某些东西，或者说，那也许是因为我懂得太多了，某种古代的知识肯定影响了我的基本性格。这种影响就像是我脚下的一块不可挪移的石头，虽然我可以信步走过陈旧的苔藓和枯萎的花朵。不过，也许我把这表达得太过头了，因为我已经靠近了未来的一切，那是快乐的、自愿的，没有任何例外。　　

　　我喜爱生活，期待生活，并且以我所有的内力拥抱生活。我并不想找一个握有权力、控制别人和决定事物的人，因为他所期待的是顺从。我指的是某个跟我自己相像的人，他能设身处地地替我着想，而且能分享我那无法理解的存在。爱欲是在何时、何地结束的？年轻人的所有热情会流向生活，他们根本不管快乐或痛苦、希望或欲望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是一种没有固定方向的情绪化的状态，它跟恋爱的状态相似，惯于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我在刚刚离开祖国俄罗斯，来到瑞士时写的一首诗。我想用这首诗来结束本章。诗的题目是“生命的祈祷”⑥：　　

　　是的，我爱你，生活！就像　　

　　爱一个朋友，我爱你的神秘——　　

　　不管我是哭泣还是破涕为笑，　　

　　不管你带给我的是快乐还是痛苦。　　

　　我爱你，甚至爱你带来的伤害。　　

　　而你如果真的要毁掉我，　　

　　我会忍痛活生生地离开你，　　

　　就像我会离开一个朋友。　　

　　我要拼尽我的全力拥抱你！　　

　　让你的火焰把我点燃，　　

　　在那最后决战的熊熊火光中，　　

　　我会探索你谜一样的深渊。　　

　　要活就要活上几个世纪！　　

　　请再次用你的手臂环抱我：　　

　　哪怕你再也给不出欢乐，　　

　　至少你还可以赐我痛苦。　　

　　（有一次，我凭记忆为尼采默写下来，他把诗行拉得更长些，并且认真地给它谱上了曲。）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注　解

　　①　指基洛特（Gillot，1836-1916），在彼得堡的一名荷兰籍传教士，他是当时彼得堡最重要的非东正教的牧师（新教牧师）。由于他是一名传教士，他不属于彼得堡的任何一个改革后的新教团体。他宣称自己是相对独立的。道尔顿给了莎乐美笃信的教导，他是基洛特在神学上的敌人之一。1872年基洛特在荷兰出版了《拜神史》一书的第一部分。莎乐美小时候所用的一本教科书叫做《历史基础上的宗教哲学》，它是1878年出版的。基洛特大部分时间都在德国传道，尤其是在冬季。夏季，由于上层社会人士都去避暑或旅游，他就经常呆在荷兰。　　

　　17岁的莎乐美经一位亲戚劝说去听过一次基洛特的布道。一上讲台，他就伴随着手势开始了极富个性的讲演。她立即意识到自己被他吸引了：“现在所有的孤独都结束了，”“这就是一直以来我所要找寻的，”“一个真正的人，”“我必须和他说话。”其实他所说的内容倒并不是促使她有这些想法的因素。她打听他的住址，写信给他表示想与他交流——但并非因为宗教方面的疑难问题。她站在那儿等着，一只手按在心口。基洛特出来后，张开双臂说：“你是来看我的吗？”开始时，她屡屡去造访他，但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工作得勤奋极了，以至于有一回，她坐在他的腿上学习，当场昏迷过去：“我们不可能出错。”这样过了很久，基洛特认为莎乐美应告诉她的妈妈。（她父亲前不久刚去世，那是在1879年2月）她认真地听从了他的指令，直截了当地走到她妈妈的面前（那时她妈妈是她的玩伴），说：“我刚从基洛特那儿出来。”她妈妈立即哭了，并与基洛特会面。莎乐美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她妈妈说：“你害了我的女儿。”基洛特说：“我想对这个孩子负责。”从那以后，她被允许随时到基洛特那儿去。工作损害了她的健康。后来，她说：“我必须跟随他，他是那么伟大，但当他把我心思想歪了、竟至于向我求婚时，这种感觉消失了。”“即使现在，我仍感觉它恍如昨日；此时此刻，我仍然能像当时那样，写下有关的一切。”（这段话摘自莎乐美的谈话）　　

　　有一个年长的女性亲戚对莎乐美甚为了解，通过她的答复信，人们可以了解莎乐美的感情发展历程：小女孩的孤独、她和妈妈之间内在冲突的危机、离开教堂的决定。“在你做出决定并把它实施之前，你必须经过多少斗争。看看这些暴风雨！……你说你有时感觉自己在一片无人的荒漠中。”她妈妈也很信任这位亲戚，对她说：“第一次毫无准备的暴风雨就这样过去了，我居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这太让我吃惊了。我需要用自己所有的道德力量继续前行，在我的生命中，我确切感受到了上帝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这种力量甚至体现在一个弱者身上——只要他彻底相信上帝。我的家长式的信任在今天已经不流行，但我很高兴我还拥有它！你说莎乐美因为同情我的灵魂备受折磨，但我并不相信这些。因为她做任何事情都将不同于以前，她将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点。你请求我对她多爱一些，但对于她这样一个凡事都有自己主见的顽固的孩子而言，这怎么可能呢？莎乐美认为，如果自己被道尔顿说服，去反对基洛特的信仰，那么这是谎言甚至是罪恶。但我知道，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她不会表现得如此小心翼翼。”莎乐美与基洛特的关系及两人并肩战斗的情形，都可以从这位亲戚的回信中略见端倪：大约在1879年4月，莎乐美决定“去看望基洛特，向他请教你在荷兰的教诲和正式入会的情况……我完全理解，他没有把他的教会限定在宗教和正式入会的准备事宜上。”“这种屈服是多么的困难，尤其是对你来说；我对你是多么了解啊！你所作的一切，在我看来，既非‘错误’亦非‘灾难’。既然事情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我们就应该以平常心感受这一切并对其发展保持信心，你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基洛特性格的几个方面也被提及：“他能看透一个人以至于让人觉得‘被剥了精光’……他不断被心中矛盾的情感所折磨，但这个男人所要掌控的是何等样的意志力啊！”他反复强调“他那可怕的彻底”，这对莎乐美的健康是有危险的：“你说那种精神劳动不会伤害你，它比烦躁好得多。”开始时莎乐美与基洛特探讨的话题多数属于宗教历史和宗教哲学的范畴，而后来他们则倾向于纯粹的哲学。基洛特给了她哲学上的系统指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曾一起读过康德的德语原著。后来她能和尼采及雷进行关于古典、现代哲学的广泛交谈，就证明了她阅读时的广泛涉猎。　　

　　②　旅行开始于1880年9月，在这之前的一年她在荷兰接受了坚信礼，她的宣誓语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摘自《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第1节）莎乐美还让基洛特主持了她与安德利亚斯的婚礼，地点就在基洛特给她做坚信礼的散德普特教堂（在荷兰）。婚礼于1887年6月20日举行（订婚是于1886年11月1日宣布的）。　　

　　③　根据手稿上的一条注解，《露忒》（Ruth）于1893年12月23日和1894年2月6日之间首次在施马根多夫写成，本来有个副标题，叫“自画像”（Ein portrait）。此书于1895年由考塔在斯图加特出版。在这个故事中，艾里克（Erik）是一名教师，露忒则是他的一个学生。小说中两人没有直接相遇。最后几页写到了”惊人的转折（求婚）：“我想把你领出那个你所幻想的世界，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使我必须破坏那个已在你心中深深扎根的幻想世界……她好像得求助于某个远方的人——呼唤艾里克前来将她从不认识的人和不知道的事中解救出来。只有他——确实只有他——在她的面前。”　　

　　④　大约开始于1881年春天。莎乐美在母亲的陪同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疗养院（如冷水疗养院），但都没有成功。1882年1月，母亲带她去了南方。　　

　　⑤　莎乐美后来把这首《临终请求》放入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为上帝而战》。这部小说于1885年由威廉·弗里德里希（Wilhelm Friedrich）在莱比锡（Leipzig）和柏林同时出版。这首诗被修改成好像是父亲对儿子说话的口吻。　　

　　⑥　莎乐美把《生命的祈祷》也放入她的小说《为上帝而战》，她采用的是尼采赋予这首诗的形式——因为“诗行稍长一些可以使之变得更加庄严”；不过，它还是保留了初版时的更加有力的最后几行：“世世代代的生活，思索/请你再次拥我入怀/如果你不能赐予我更多的快乐/至少你还可以赐我痛苦。”1882年8月，在妥腾堡（Tautenburg），莎乐美把《生命的祈祷》拿给尼采看，尼采随后就在瑙姆堡（Naumburg）给它谱上了曲（根据尼采1887年写给他姐姐的信可知，在更早一些时候，他就有了写作这首曲子的灵感）。在加斯特（Gast）的帮助下，《生命的节奏》一曲完成于1887年，曲中有唱诗班及管弦乐队的伴奏。根据尼采那时写给他姐姐的信可知，1882年9月，德国音乐协会会长里德尔（Riedel）教授曾经为一个四声部唱诗班改编过这个曲子。1887年版的结尾是这样的：“世世代代的生活思索/赋予生命最美好的收获！/如果你不能赐予更多的快乐/你至少还可以把痛苦给我。”尼采没有在文章中提到这首诗的题目，但在他写于1888年的著作《瞧，这个人》（Ecce Home）中，在讨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一书的缘起时，他说：“我在这儿需要声明，关于这首诗有些误会，其实这首诗并非我所首创。这是我很熟悉的一位年轻的俄国女性——莎乐美的天才创造。任何人如能领会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的意义，将会知道我为何要选择它并如此推崇它：这首诗太伟大了，对生命来说，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不能赐予我更多的快乐/你至少还可以把痛苦给我。’或许我给它谱的曲子也一样优秀。”莎乐美声称这首爆炸性的诗作的结尾表达了她想彻底拥抱生命的渴望——虽然这种渴望因为没有上帝的存在而被“剥夺”了。莎乐美还说诗的结尾其实是表达了尼采乐意接受命运挑战的决心。见弗洛伊德的评论。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1)

　　也许在这一宁静而温柔的时刻，　　

　　我们俩产生了相同的感觉、　　

　　相同的痛苦——心里的痛：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等待？”　　

　　这话是母亲一生赠予我的最后的礼物。　　

　　我们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最小，也是惟一的女孩。在我关于家庭的体　　

　　验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一直影响着我跟男人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不管什么时候，每当我认识一个男人，我总会感到在他身上隐藏着兄长的形象。不过，这也跟我那五个兄长的性格有关，尤其是其中的三个，因为老大和老四年轻时就死掉了。尽管我的童年常常充满孤独的幻想，尽管我的所有思想和志向的发展都跟家族的传统发生冲突，而且惹出了层出不穷的麻烦，尽管我的后半生一直在国外度过，远离我爱的人们，但是我跟兄长们的亲情一直没变。我们虽然相隔遥远，但随着时光流逝，我的判断力越来越成熟，这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作为人的价值。事实上，在后来的年月里，每当我开始质问或批评我自己的性格，我总是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跟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实际上，我碰到的每一个男人，如果他表现出正直的思想、男子汉的气概或心灵的温暖，他就会唤醒我内心中兄长们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是活生生的。　　

　　在我90岁的老母亲去世时，兄长们分给了我双份的遗产，尽管两位已经结婚的哥哥有15个孩子要抚养，而我一个都没有。当我追问遗嘱的情况时，他们告诉我说，那是他们决定的事。难道我不知道我一直是他们的“小妹妹”？他们中最年长的——亚历山大，也叫萨夏①—— 一直像我们的继父似的。他精力充沛，心地善良。他跟父亲一样，在许多圈子里，都非常活跃，而且乐于助人。他有很棒的幽默感，在我所听到的笑声中，他的是最有感染力的。他的幽默感既来自一颗非常清醒、理性的头脑，也来自一颗充满温暖的心灵；他在帮助别人时，表现得极为自然。在我15岁的时候，当时我在柏林，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收到他的噩耗的电报。我在震惊之余，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反应：“现在谁来保护我？”我的二哥——罗伯特，也叫罗巴（在我们冬天的舞会上，他的马祖卡舞跳得比谁都优雅）——多才多艺，而且相当敏锐。他本想跟父亲一样做一名军人，但父亲要他做工程师，于是他真的当了工程师。三哥叫尤金，也叫任尼亚。他本是天生的外交家，但父亲的独断专行也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了一名医生，不过他是个成功的医生。尽管我的兄长们相互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但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杰出的特点：他们都能把自己彻底地奉献给他们各自的职业技术。我三哥成了一名儿科医生——甚至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对小孩子的兴趣。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私人空间，像个外交官似的，善于保密。我的另一个童年记忆是：他曾因为我公然抵制家规而指责我。有一回，我狂怒不已，真想把一杯滚烫的牛奶泼到他身上，但我却反过来泼了自己一身，烫坏了脖子和脊背。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冲动，三哥也不例外，他兴高采烈地说：“你瞧，这就是你想干坏事的下场。”他在40岁时死于肺痨，好多年以后，我才开始更多地理解他。比如，尽管他又高又瘦，一点都谈不上英俊，但他总能唤起女人们心中最强烈的激情——虽然他一直没有选定一个女人作为他人生的伴侣。有时我想，他那洋溢的魅力具有某种让人几乎无法抵挡的诱惑。有时，他也表现得非常幽默。比如，有一回，在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他突然想跟我交换舞伴，于是他那刮得精光的脸庞上有了一绺美丽的假发，他那瘦削的身上则穿着一件摩登至极的紧身胸衣。在沙龙舞舞会上，他收到的丝带比任何一个女孩都多，这些丝带都是那些年轻的军官赠送的，他们不太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只模模糊糊地知道这家有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女孩，喜欢独来独往。我特别喜欢平底舞鞋，我一开始上舞蹈课就喜欢穿这种舞鞋，我喜欢在大厅的镶木地板上跳滑步，感觉就像是在冰上。我也会被带到其他宏大的厅堂里，它们的屋顶高得像教堂似的。我父亲的官邸坐落在将军办公楼的侧翼，有些房间很适合于跳滑步，所以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当我回想往事，我仿佛还能看见自己跳着滑步—— 一直是一个人。　　

　　我的哥哥们很早就结婚了，当我还在舞蹈班上课时，他们就选定了人生伴侣。他们都是可爱的丈夫和父亲，都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他们和他们妻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比如，每回她进屋时，他都要站起来，我们也会不假思索地跟着站起来。不过，由于他脾气暴躁，有时也会发作。我们这些子女都继承了他的脾气。同时，在他的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显示出了真正的无辜和开朗，对此，我们常常当笑话来讲。我们称母亲为默西卡。她警告父亲要警觉点，因为据说有人正在诽谤他。她同时也会指出另外一个人如何如何喜欢他。不幸的是，父亲很快就会把那两个人搞混，张冠李戴。在他年轻的时候，在辉煌的旧京彼得堡，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他享受过人生所有的快乐。他属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一代人，作为一名军官，他还认识这两位诗人。不过，自从他娶了比他小19岁的母亲之后，由于受到一名叫爱肯的来自巴尔干的牧师的影响，他们俩都真正皈依了宗教。那位牧师给彼得堡的福音教派带来了一种热忱而虔诚的精神，那时的福音教派强调道德，枯燥乏味。改革后的福音教派——包括法国、德国和荷兰的信徒——跟路德教派一起，在非本地人，也就是非希腊正教教徒中间形成了一种一致的信仰——尽管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都彻底俄罗斯化了。因此我跟教会关系的破裂导致了社会对我的责难，也给我母亲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另一方面，我敢肯定，如果我父亲不是在这事情发生之前就去世了的话，他会赞许我的行为——虽然他曾经因为我缺乏信仰而感到深深的烦恼，而且他自己也跟德国教会的改革派关系密切——因为正是通过他到皇帝那儿去代为求情，皇帝才恩准改革派教会的成立。父亲一般不发表宗教观点。只在他死后，我得到了他生前个人用的一本《圣经》，在许多段落下他都画了线。看到了这种情况以后，我才得以知道他真正的宗教信仰。我被他那种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　　

　　在我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父亲和我之间常常会有一些小小的、秘密的爱的表示。我依稀记得，当母亲默西卡进屋时，我们会中断那类表示，因为她不喜欢这种外露的感情表达方式。有了五个儿子之后，父亲非常想要一个女儿，而母亲宁愿要半打男孩。在他死后，我通读了父亲很早以前写给母亲的信，那都是他在母亲带着孩子们在国外度假时写的。我发现一封信中有这样的附言：“替我吻一下我们的小姑娘。”他在另一处写道：“她是否一直想着她的老爸？”读到这样的话，记忆的暖流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我长大一点后，有一小段时间，我曾经为我们所谓的“成长的痛苦”所苦恼——我在走路上有点麻烦。作为对我的一种安慰，父亲给了我一双柔软的红皮鞋，上面装饰着金缨。在父亲的搀扶下走路，我感到幸福极了。病痛很快就消除了，但是我并没有马上表现出病愈的样子。所以我那温柔的父亲心事重重。不过，他的目标很坚定，他弄来了一根小白桦树枝条，让我拄着走路。我还能想起来，我们在清明的冬日里一起散步的情形。由于母亲不喜欢在散步时挽着父亲的胳膊，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挽着他胳膊的方法。他的步子跨得很大、很稳，而我又是滑步，又是跳跃。在我们居住的地区，有许多乞丐；有一回，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我想递给他父亲给我的一个面值十戈比的银圆，以学习“施舍”钱的方法。尽管如此，父亲说，我不应该那么样施舍钱：那个乞丐有五个戈比就足够了，他会把另外五个戈比分给他的同伙。当然如果他独吞十个戈比的话，也并不就说明他品格低下。于是父亲严肃地用两枚五戈比的银圆换了我那枚十戈比的。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2)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现在看来——至少跟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儿女相比，往往缺乏热情，不管是在爱他们还是在反抗他们时都是如此。我对他们意见的同意和反对都有一定的限度，总是保留着一些自由的空间。在我上学时，这种“自由”情绪表达得更加过分。由于我们在家里习惯于只讲法语和德语，所以在我上了几节必修的俄语课之后，我抱怨说自己还是没有把俄语学好。父亲突然决定允许我只去旁听俄语课，他大笑着说：“对她来说教育不是必需的。”我不知道，他何以会欣赏我的偏见。　　

　　我想，我的哥哥们也享受到了这份来自父亲的自由，这使他们跟父母亲一直保持着一种温馨而信任的关系，甚至在他们的晚年都是如此。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我在那种温馨和信任的关系中，保持静默和自我。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很不幸我忘掉了当时的年龄，我只知道自己已经上学了，在俄罗斯小孩子上学的年龄至少是8岁。我们的德国狗吉姆卡得了狂犬病。那时候，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季，在大街上，有许多野狗放纵地跑来跑去，狂犬病往往通过啃咬传染给家养的宠物狗。由于这事以前从来没有在我们家发生过，我们没能马上意识到。有一天，我正要去上学，我们家那可爱的狗突然咬了一下我的手腕，我并没有多想。当我放学回家时，吉姆卡已经杳无踪影：它疯掉了，有人来把它抓走了，被带到附近的一个研究所进行观察，就在当天晚上被打死了。不过，它在咬我的几乎同时还咬了在我们家管洗衣房的女仆。由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她才去看医生，所以医生宣称，她已无药可治（那时人们都认为狂犬病是一种不治之症）。我也惊颤不已，可怕地想着：家人会觉得我随时可能发疯。每次我跟哥哥们打架时，他们都害怕我会咬他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偷偷感到害怕。我在了解其他事物的时候，了解到了恐水症的症状，从那以后，我会整夜为第二天早上我要用水刷牙而忧虑。幸亏我不知道这种症状也表现出对茶和牛奶的恐惧。不过，我了解到了另一个情况，即疯狗首先会攻击它们自己家的主人。于是我心惊胆战地相信，我要面对的最恐怖的事情是：“我会去咬爸爸。”我认为这意味着我最爱的是父亲——尽管我没有意识到这同时意味着我不那么爱母亲。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意识所起的作用是多么渺小。我能回忆起我童年时期的一个情景。那是在夏天，母亲常常带着我乘着敞篷汽车去海边玩，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我能通过澡堂的一扇小窗，看见她在水池里戏水，我会冲着她喊：“默西卡，你能潜到水下去吗？”她会大笑着回喊道：“可是，亲爱的，如果我那么做，我会被淹死的！”听到这话，我会用标准的俄语，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喊道：“那又怎么样呢？”不过，在我心里，我没有分别对待过父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父亲一贯以最优雅的骑士风度对待母亲，我也总是像他那样崇敬母亲。可是，当我长大了点的时候，我对母亲的尊敬并不总是不需要证明的，这使我自己感到震惊。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扇门锁着，钥匙找不见了，哥哥们跑来求我帮忙，我不用任何器具就成功地把门打开了。当我以胜利的口吻向母亲讲述这事时，她问道：“你用什么东西把门打开的？”我答道：“用手指啊！”我注意到她的脸几乎变成了石头。她只说：“我从来不敢那样回答我的母亲——我不认为你会用脚去开门！”我盯着那不可知的天空，浑身像冰冻了似的，我没能向她解释我真正的想法。　　

　　尽管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除了他们个性都比较倔强，而且有共同的信仰），但父亲和母亲相当默契。他们一直都忠于对方，互相信任和理解。他们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自己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整个一生都意识到，跟自己的偏见进行斗争是极为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并不表现在道德上，而是表现在避免陷入自己的观点之中。（他们俩一点都不自负，而且从不谄媚别人。）鉴于我母亲的性格，那意味着她在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中充分表现出独立、积极的性格。她的价值是由上帝赋予的。母亲总能表现出冷静和自控，这一点也为别人所认可。在其他事情上，她的血脉中可能也流淌着反抗的血液。外祖母死时，母亲还相当年轻，她担负起了管理一个大家族的责任，因为家里人不想受到她继父的妹妹的控制。有一年夏天，我跟母亲旅行去瑞士，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看见她站在大厅里，就在我屋子的门前，着迷地向外张望着，因为院子里有两个男人正在持刀打斗。母亲不仅外表显得相当勇敢，而且我觉得这事如果让她来出谋划策的话，她可能也会宁愿选择用打斗而不是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1905年的革命期间，她已经80多岁了，但那惟一限制她不能参与其间的困难是：她不能冲出去，冲到拥挤的人民被射杀的大街上去；而家中那两个忠实的年轻女仆则宁愿缩在屋子里，吓得手心里直冒汗。　　

　　母亲比父亲多活了将近40年，上帝仁慈地让她活着见证十月革命。可是，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大哥和二哥两家都经受了许多年的痛苦、凄惨和艰辛。我们在德国几乎连他们的信都收不到，相隔很长时间才会有一封。二哥最后得以从克里米亚返回老家时发现：不仅他的工作、公寓等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而且他还得依靠以前的一个慷慨的仆人。那个仆人得到了首都郊外的一小片地方，连同一栋小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东西，二哥以前常常在那儿避暑。那个仆人允许二哥一家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每天中午让他们喝点白菜汤，条件是二哥要帮着管理田间事务。在那段日子里，为了填饱肚子，二哥带着他的孙子去采摘蘑菇和草莓。他的老妻一直没有真正看见那农民的老婆穿用她的衣服。二哥会时不时地给我们寄来简短的信件，告诉我们有关这一切，使我们深受震动。不过，这还不是那段时间里最恐怖的事情，最令人恐怖的是革命本身，革命影响了人的本性。二哥似乎并没有保留他的政治观点——他曾经跟近卫军党（Cadet Party）有过松散的联系。不过，当他说，在傍晚时分，那仆人曾跟他一起坐在屋前的一张长凳上—— 一边休憩，一边看着这世上的革命巨变——就好像不是主人跟仆人换了个位置—— 一个由高到低，一个由低到高——而像是某个第三者说着他们俩的故事，而且那个第三者也正在体验那个革故鼎新的事件。也许，在那个农夫的天性中有某种俄罗斯人特有的东西导致了这种情况。我哥哥羡慕地写道：“这个没有文化的家伙是多么聪明友好啊！”我们只能说，他们俩一个很难放弃，而另一个很难一下子就信心倍增：那促使他们俩都改变的因素是在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就好像他们被重新定了位，而那给他们定位的是形势的力量，所采取的方式则更为简化也更为抽象。　　

　　不过，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感人的是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正是在社会土崩瓦解的时刻，亲情发展得最为完满。这不仅指苦难促使家庭成员拥抱在一起，就好像他们身处一个小岛，而岛的周围是重重浪涛；到了那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毫无疑问会以常规的方式将他们分开。亲人之间内部关系的重要性，那种支撑并安慰他们的幸福和温暖的感觉，才是真正的亲情。甚至由于整个国家的缘故，这种亲情消亡了；但那种超越纯粹物质的关于人生的古老诗歌还会开放，带着再生的、伟大的力量。而在另一方面，在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青年人中，毫无疑问有一股同样激动人心的力量——伴随着它的是一些新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会使你沉溺于自我之中，甚至做出野蛮的行为。　　

　　我们的老母亲还活着看到了自己儿子的死亡。大哥一直是她的顾问和支持者，他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死于心肌梗塞。可以说是母亲遭受的那些说不出来的痛苦的前兆。她孤独地生活着，好在身边有爱戴她的儿女和孙儿孙女，她过得还算快乐。在她人生的最后年月里，我们给她找了个伴，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她得到比较好的照料——那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她当然挺喜欢的；不过，她更喜欢独来独往、自由自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尽管她喜欢儿孙绕膝，但她更喜欢独自生活。甚至她读书都很少听从别人的推荐，她最后满怀热情阅读的书籍之一，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在讲述她在80岁和90岁之间的那段生活时，我禁不住回想起了一个情景。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她表现出伟大而信心满怀的斗志：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在生命终结之前，一劳永逸地把魔鬼赶走。我怀着真正的忧虑，问她是否从来没有冒过失去上帝的危险，因为真正决定这些事情的就是上帝。她努力地使我安下心来，耐心地解释说：“你不懂，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不了上帝。这些年来我已经就此跟他商略过——他当然一直会存在，不过，他会把魔鬼驱逐的。”她不否认，她在晚年之所以会有这一思想上的激烈转变，其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她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渐渐地成了魔鬼的猎物——我的哥哥们都不信教，尽管他们保持着骑士的传统风度，为了他们信教的妻子和我们的母亲，继续参与一些教会的仪式。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她从来不做任何可能会导致内心精神冲突的事。我们每每可以看到：她宁愿跟随自己一时的冲动，宁愿在事后仔细回想，然后再随着环境调整自己的言行。关于她内心状态的平静，我常常会回忆起另一个情景：那是在她吃早饭的时候，她坐在那儿，湛蓝的眼睛闪闪放光。我们变得恼怒起来，因为我们以为她是在嘲笑我们。实际上，她是在为头天晚上她做过的一个美妙的梦而发笑。最后我们把这编成了一个笑话。我们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默西卡度过了一个不太快乐的白天（因为我们从来不能说她的日子过得枯燥乏味），她就会在当天晚上用一个愉悦的梦来补偿。在她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在她的耳朵快要聋掉的时候，她照样能发现快乐——她跟那些耳朵同样不好使的朋友坐在一起，每个人都谈着自己的过去。她会会心地笑着说，他们中的每个人——包括她自己——都注意到，其他人其实并没有在听；不过，他们中似乎没有人真正注意到，其实他们自己对别人的反应也同样是缺乏礼貌的。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3)

　　除了读书，她最喜欢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是观察自然。夏天自始至终让她感到快乐。甚至在晚秋，她也会站在城市里的窗户前，跟大街上的一排排树木交谈，就好像它们都是些精灵。她也乐于观看那些照在树木上的光的变化不定的效果。她的公寓里放满了她自己养护的阔叶植物——她不喜欢身边有动物。可是，到了晚年，她想让自己摆脱所有这一切，就好像是为了加强她的孤独感似的。她对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照顾得很好，不过，每当她默默地把这一件或那一件交给我们时，她都显得挺高兴的。一段时间以后，好笑的是，我们必须回赠给她东西，以免她的公寓显得空空荡荡。有时，她似乎是只即将自由飞逝的鸟儿，为了那些留下来的小鸟，用羽毛装饰着巢窠。母亲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留给了我们。我感到，她这些世俗意义上的举动显示出了她对生与死的某种基本看法：与其被死亡抢走，还不如活着送人。她感到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因为很快她就会再也不用害怕人生的匮乏了。　　

　　说到我母亲，我不能不想到：她曾为我做了那么多，尽管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曾反对我到国外生活，尽管我对人生的态度跟她的很不一样。她没有把我生成一个男孩，对此我一直感到失望；因为我得努力做一个符合她理想的女儿——而结果恰恰相反。不过，甚至在她遭受最大病痛期间，在我怀着最大的痛苦冒犯世俗规范期间，默西卡默默地承受着形势的压力，跟我并肩站在一起，对付整个世界。她甚至在为我感到痛心的时候都信任我，让我感到只有她和我才是彻底相互了解的。她像盾牌一样，把我跟那些恶意的、蓄意的误解隔开，这一点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当我在国外度过我那些美妙的青春时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真正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意识到她那默默的母爱的支持，我甚至深信她那些与我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当然那只是在她跟我交流的时候。我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我从来不悔改也不想家。在一封信中，她委婉地表示，她希望看到我有稳定的婚姻关系。我怒气冲冲地回信说，跟保罗·雷在一起，我感到十分稳定。只有在我真的结婚之后，母亲才来看望我。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才详细地讨论所有这些事情。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看着她满头的白发，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老式的念头：“她是不是为我而愁白了头发的？”不过，这种情绪中也夹杂着幸福，还伴随着我对她的爱戴和尊敬。现在我找到了向她表达爱戴和尊敬的自然而然的方式，因为我们最终又相互和睦地生活在了一起。我的一个熟人有一回听我讲了这些后，万分愤怒地说：“与其被悔恨和思念吞噬掉——你应该那样做——还不如就此振作起来，让自己过得更加幸福、更加满足！”　　

　　实际上，这显示了我跟我母亲在本性上的最大的对照：她一直在为别人尽义务，一直在做出自我牺牲，被她性格中的某种几乎具有英雄气概的东西所激励。也许这是一种男人的特质，但她表现得很精致，所以她在无意之中具有十足的女人气。而我内心的斗争从来没有如此严峻过，哪怕那是针对我自己的斗争。在那些我所期望或愿望的事物中，从来没有一种是因为真正有价值而使我为之奋斗的。人们发现我要么默默承受，要么刀枪不入。那些事物把我外在的和内在的生活全都结合在了一起，关乎我的整个存在。所以，这从来不是一个为它们斗争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我宁愿让这首小诗来引导我：“这世界不会给你所有的一切，你要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想拥有整个的人生，你最好趁年轻有力时把它抓紧。”我一直觉得，所有那些最美丽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而不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因为伴随着后者的是“感谢的特权”。毫无疑问，尽管我做出过所有这些表面的斗争，但那正是我之所以是我母亲的女儿而不是她的儿子的原因所在。　　

　　我在这里还要表达我对父母的感谢：正是他们坚贞不渝的爱——他们周围充满了这种爱的气氛——使我得以拥有对世界的信任感，它在我的内心里就像一种信仰似的，已经完全开花结果。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有一件小事使我明白：爱和信仰这些东西可以多么深地植根于一个人的内心，在我们的心智最为成熟的时候，它会跟最清醒的心智长在一起。有一天早上，我在树林里漫步时，意外地看见了一丛蓝色的龙胆花，我一直想采摘一些给一个朋友治病，但是当时我心里正在努力地想要解决某个问题，所以我最终决定不应该在那一刻打断自己的思路去采摘花朵。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手里捧了满满的一束花朵，让我自己都感到万分惊讶。我现在还记得，为了不让自己去采摘花朵，我当时是多么坚定地不让自己的眼睛去看那片林地。我们很容易把这些花出乎意外的出现看作一个奇迹，但我没有这么认为，就像我没有因为自己“迷失”在思想中而笑话自己。相反，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发现自己高兴地出声喊道：“感谢上帝！”　　

　　我在国外生活期间，每年都要回一次国，或者至少每一年半回去一次，去探望我母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我们相互道别的情形。不久之后她就去世了。她辞世时，我正在由彼得堡经芬兰乘船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途中。由于火车在早上很早就要开行，我们在头天晚上就做了最后的道别。天快要亮的时候，当我尽可能轻地走过大厅时，母亲突然站到了我面前：她赤着脚，穿着长长的睡衣，雪白的头发蓬松着——发卷有点乱，像个孩子似的——她那双湛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它们是那样清澈、那样深邃，有人曾经准确地描述道：如果你心里有什么坏想法，你最好别去看它们。　　

　　她看上去好像刚刚被从梦里唤醒似的。　　

　　她没有对我说一个词，只是用身子靠着我。她跟我一样重，不过，尽管她保持苗条而直挺的身材，但在她最后的年岁里，她还是缩矮了一些，因而我能一把就抱住她那虚弱的身体和四肢。　　

　　也许在这一宁静而温柔的时刻，我们俩感到了相同的感觉、相同的痛苦——心里的痛。“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等待？”这话是母亲一生赠予我的最后的礼物。亲爱的默西卡。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注　解

　　①　亚历山大充满活力和友爱，极富幽默感。在一封谈及她哥哥的一个孩子死去的信件中，莎乐美这样描述了他的幽默：“但我知道并持续感受到，这种发现快乐、摆脱烦恼的能力，不仅仅在于看淡伤痛并轻易摆脱它，更在于一种对于快乐的强烈需求——这根源于对痛苦的深切感受。”这个哥哥于1915年2月20日辞世，这使莎乐美把自己与里尔克在慕尼黑的相聚推迟了数星期。她的第二个哥哥叫罗伯特。第三个哥哥尤金是一位名医，尤其是在宫廷里很有名。他病世于1898年，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惋惜。莎乐美在其病世后出版的小说《朱塔》（Jutta）中的人物特雷伯尔（Trebor）的身上描绘了尤金的性格。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1)

　　“你的房子依然颜色鲜艳，　　　

　　就好像在挨饿时你依然在玩耍。”　　

　　父亲一方有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血统。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家经由德　　

　　国来到波罗的海沿岸，先是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了许多年。　　

　　在我父亲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圣彼得堡，接受军事教育。①那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时候。在1830年的波兰起义中，我父亲是一名陆军上校，当时他脱颖而出，尼古拉一世在他的法国贵族的头衔上又加了个俄罗斯贵族的头衔。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看过一本关于贵族盾徽的大书，上面有皇帝的声明。先是法国的带有花纹的盾徽，整个是金色的，下面分布着一些横向的线条；俄罗斯的盾徽上有武器和头盔图案，头盔下面是两条金色的斜线。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帝国按照爵位给我母亲做的胸针，样子很像金色的荣誉之剑，它表现的是我父亲的所有荣誉的缩影。　　

　　我母亲生于圣彼得堡，她的父亲一方来自德国北方的汉堡，她的母亲一方则来自丹麦。　　

　　很难说我们在俄罗斯一开始说的是哪种语言：俄语只在普通人中流行，它很快就让位于法语和德语。我们几乎一直说的是德语，②因为它保留着那把我们跟我母亲的祖国相联系的纽带。我们在德国仍然有亲戚朋友，不仅如此，德国让我们感到某种真正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与其说是跟德国的政治有关，还不如说是跟那些说德语的人有关（这和我们在彼得堡认识的德国人不同）。因为我们不把自己看成是来俄罗斯服役的人，而是直接把自己看成了俄罗斯人。我是在军队制服的包围中长大的。我父亲是一位将军。后来，他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国务顾问，随后又成为枢密院的一员，然后是内务部副部长。不过，他一生都坚持到办公室去上班。我早在8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他叫巴伦·弗雷德里克，长得的确非常英俊。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副官，后来成了宫廷总管。由于他活得比较长，曾经历过帝制的衰落和革命的兴起。我跟他的私交很有限，不过，曾引起了一个小小的事件：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迈步走出了父亲的办公大楼，站在楼梯最上面的一级上，这时我感到那个我所爱慕的男人就在我身后。我滑倒了——他像个真正的骑士，迅速跑过来帮我爬起来。他遭遇了跟我相同的命运，突然发现我们面对面是多么亲近。我们俩就在入口处相对而坐，眼睛惊异地盯着对方。他高兴地笑着，而我静静地体验着天赐的幸福。　　

　　与奶娘和仆人们给我们的印象相比，这些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记忆很少具有俄罗斯特性。在我家，只有我拥有一个奶娘。她跟我形影不离。她文雅而漂亮，在去耶路撒冷朝圣之后，甚至从教会得到过一次“小小的受福”——尽管我真地为她感到骄傲，但这事使我的兄弟们笑得像马鸣。俄罗斯奶娘的名声很好，因为她们能全力以赴照顾好孩子。这一点连那些生母都无法相比——尽管奶娘们在教育孩子方面不见得有什么好办法。这些奶娘中有许多是以前仆人的后代，她们继承了仆人忠诚的美德；不过，现在她们变得更加快乐了，因为她们跟主人家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固定了。俄罗斯家庭中的其他仆人都具有非俄罗斯血统。如车夫和脚夫一般都是塔塔尔人和爱沙尼亚人，众所周知，他们是滴酒不沾的。他们中有新教徒，有希腊东正教教徒，还有穆斯林。他们同时使用东方的和西方的祈祷，同时使用新的和旧的日历，这些日历标示着各种宗教的休息日和工作日。所有这一切都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管理我们在彼得堡的乡村别墅的是几个斯瓦比人，尽管他们离开家乡已经有好多年了，但仍然保留着他们家乡的语言和服饰。从他们身上，我几乎了解不到任何关于俄罗斯的真正内在的东西。直到我有几次去斯莫棱斯克看望我的二哥之后，我才对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尽管圣彼得堡具有帝王气象，但它是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结合，有驯鹿拉的雪橇，有涅瓦河畔闪闪发光的冰雕宫殿，迟到的春天和炎热的夏季，总之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我在学校里的玩伴的背景也很有国际性。当时圣彼得堡既有小型的私立英语学校，又有大一些的。我一开始上的是一所小学校，后来上了一所大学校，但在那儿几乎什么都没学到。③尽管如此，我还是碰到了一些让我跟俄罗斯这个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的人——我说的是政治意义上的关系。因为革命精神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表现是“人民会议”，④那时在学校里，这种精神已经开始冒泡、发酵。作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要想不受它的影响，真的很难。因为尽管我们跟皇帝有这样那样的关系，⑤尽管我们家的态度是倾向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的，但这种态度并非无可指摘。“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废除农奴制之后，已经变得非常保守。把我从这些强有力的当代事件中隔离开来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的第一个伟大的爱人对我的深刻影响。他是一个荷兰人，在俄罗斯，他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让我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不是十足的俄罗斯人。他以为，我应该把我对幻想的想望抛在一边，把自己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个人，加强理性和情绪之间的平衡，从而促成精神的发展。我这一生只参与过一次政治运动，我把证据一直藏在书桌的抽屉里——那是维拉的一张照片，⑥她可能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第一个恐怖分子。她曾射击某市政官员，被控告犯有同谋罪。当时法院刚刚开始受理这样的案子，不久就宣判她无罪。她被一帮兴高采烈的乌合之众用肩膀抬出了法庭。后来她逃到了日内瓦，也许现在还活着。在1881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苏黎士上学，虚无主义者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俄罗斯学生为了表示庆祝，举行了火把游行，他们高兴地大喊大叫。我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女人跟我一起学习，因为她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医生。我相信，她们中绝大多数人只是把学业当成出国的政治借口，因为当时俄罗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了——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早得多——师资完备的大学也已建立起来，配备有来自医学院的教授。不过，我完全想错了。这些年轻的女孩进行斗争、作出牺牲，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新型的俄罗斯体制，是为了享有跟男人一样的权利。她们在一个地方被迫取缔，又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她们认为最重要或最关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尽可能多的知识。她们的目的不在于跟男人竞争或争权夺利，也不在于某种改善自己生涯的学术上的野心，她们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走出去，走到天真的、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人民中去，因为人民需要她们的帮助。大群的女医生、助产士、女教师、各类护士——像潮水一样，像教会之外的女牧师一样——不断从学院和演讲厅涌向最遥远、最偏僻的乡村：女人们把她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她们同情的对象——尽管她们一生都要面对政治上的监禁、流放和死亡。　　

　　事实上，男女革命家都愿意把俄罗斯人民看成自己的父母。尽管他们自己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尽管是他们在教育、启蒙、培训人民，但在人性上，迷信、酗酒又俗气的农民一直是他们的典范。我们是从托尔斯泰那儿了解到这种态度的。他首先从农民社会中了解到了关于生、死、工作和奉献的所有意义。在这份对人民的爱中，所有那些义务和善意的痕迹都被抹掉了，而每个个人的精神生活中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了某种原始主义的言行之上——那是一种孩子一样的状态。从最深的本能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人曾经完全摆脱过这种状态——哪怕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成年人。在我看来，这种对人民的爱还影响到了两性之间的爱，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后者的紧张和极端得到了缓解。而在西欧，一千多年来，两性之爱已经发展成了夸张的狂喜。（在俄罗斯，我只在一个地方看到过关于色情主义的东西，那是在罗汉王子的题为《莫斯科》的一系列重要的素描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各种各样的淫荡和放浪行为可能也会在俄罗斯出现，也许带有更加粗鄙的性质，但是，俄罗斯的精神生活一直很天真、很淳朴，而且带有孩子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些更加“成熟的”国家的精神生活，后者注重的是个人之间的爱，那种爱具有更多的自我色彩。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观念”表现在与人民的血肉相连上，他们打心眼里觉得那是根本的素质，而不是理智、理性或文明行为的规范和要求。他们所有的狂热情绪都可以在人民那儿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且决不会消减。他们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的分别。在精神处于警觉的状态下，被动的服从和接受总是跟尖锐的、主动的革命家的素质高度结合在一起。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2)

　　这一切到了后来我才明白，那已经是1910年了，我第三次在巴黎逗留期间，⑦一个年轻的女恐怖主义分子的妹妹要安排我加入她们的团体。那是在阿泽夫悲剧变成公众事件后不久。⑧阿泽夫是所有双重间谍中最可怕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他对双方都背叛了，留给人们的是无以名状的绝望感。我清楚地感到，在那个革命小团体和虔诚的农民之间真的没有任何矛盾。前者为了某项他们信奉的谋杀使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投掷炸弹；后者同样处于完全的被动状态，接受上帝给他定好的命运。在两者身上，具有相同的信仰的激情。它一方面要求服从，另一方面呼唤行动。他们的指导原则都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超越他们内心想要表现的一切。这些原则不是来自个人生活，而是规定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殉道热情变成了耐心的安慰和暴行的力量。在努力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社会革命家们被悲惨地逼到了墙脚，他们面对的是某种远远超出他们的梦想的东西。于是，从那种相同的内在激情中，产生了第三类革命力量：新近得到解放的无产阶级，他们被召唤来参与革命工作，并且取得了胜利。于是他们毫无顾忌地开始了纵情狂欢。这种冲突虽然有了一副新面孔，但它导致的悲剧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曾经反复上演。他们以前对别人被动地服从，现在则在共同生活中、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那时候，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像早期基督教对人间天堂的期待。无产阶级因此而成为他的农民兄弟的天敌，因为后者只能体会到这些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意义：原始村落共产主义形式被那些抽象的政治措施给毁掉了，因为那些措施不再照顾农民的利益和他们对上帝的服从，它们很明显是反对上帝以及对上帝的信仰的。因此，农民们聚集在教堂周围，代表上帝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说那是魔鬼主义。　　

　　一般人都说，布尔什维主义用来引诱俄罗斯无产者的几乎都是宗教性的东西，比方说，他们把关于基督的传说牵强附会到列宁身上，他们曲折而有效地利用了大众的虔诚心理。很明显，这是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后果；这些试验利用了压倒一切的恐怖主义情绪，以狂热而大胆的承诺，从各个方面使俄罗斯发生了动摇。不管数年后它们被证明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试验肯定都跟俄罗斯人的宗教狂热情绪有关。因为在物质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技术机制的下面，是完全不同的彻底精神性的立场——这些试验跟一般性的文化现象不同，因为文化的成熟要慢得多，不过这些理论都是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俄罗斯人皈依基督教的时候，他们性格中的某些成分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俄罗斯人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他们皈依宗教不是被迫的，而是选择的结果。拜占庭的基督教比伊斯兰教和佛教似乎更接近俄罗斯人的精神。那种被俄罗斯人接受的宗教也不可避免地被“俄罗斯化了”。甚至拜占庭的一些原始宗教文件都在复制过程中渐渐地被俄罗斯化了，因而教会最终发现有必要对这些复制文件实施检查和修正。可是，那时的俄罗斯人感到这种宗教启蒙上的努力做过了头，会不适当地干扰某种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内心的东西。他们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宁愿脱离基督教，回到传统的拉斯考尔教派。下面这句话就来自那个教派：“如果你喜欢并害怕上帝，那么你就不该去教堂。”因此，那种从基督教中获取的东西跟某种俄罗斯人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某种东西是两相符合的，现在那种东西依然存在。那些留在基督教中的人是真正值得尊敬的，这种敬意可能并不集中于某种更高的精神境界或宗教等级，但我们会向朝圣者、隐士和居士表达这种敬意。任何人可以追随他们的脚步。对这些人物的崇拜包括尊敬他们身上的某种品质，那种品质可能是大家都有的。我们不妨说，崇拜者本人可能暗暗地相信他自己也拥有那种品质。反之亦然，他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罪人或犯人身上找到他们自己。这一点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来：大众习惯于给那些要长途跋涉穿越整个国家前往西伯利亚服刑的囚犯递送东西，或者是一个鸡蛋，或者是一片面包，或者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丝带。这些行为中包含着温柔的怜悯心理，同时也包含着另一种心理因素。有一回，一个农民指着这样的一群囚犯，对我说道：“这回可逮着他们了。”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愿意把好的判断加在别人身上的，正是对传统的漠视导致了他的这一判断，而这种漠视跟对上帝的终极依赖有关，因为他觉得上帝已经如他所愿安排好了一切。这种孩子气的信任也表现在过去人们用来表示安慰的话语中。每当命运把痛苦加在这个受尽折磨的民族身上时，他们会相互安慰说：“所有人都忘了我们，但上帝没有。”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样一种宗教倾向是如何能够加强教会和宗派主义的。在这些教派中，各种各样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派别都可能起来。其中包括残酷的禁欲主义（要举行阉割仪式），⑨也有极端追求感官快乐的（包含在性神秘掩饰下的种种仪式之中）。常人的快乐和心灵的平和使托尔斯泰感动不已，也使他成了俄罗斯农民的信徒。　　

　　那种可以在人类的心胸中和平解决的矛盾是原始的没有分别的。不过，俄罗斯人的灵魂明显地跟二元论不合拍，因此，他的梦想和他的经验不是那么尖锐地分成相互隔开又前后相连的领域——天与地之间都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前者不太抽象，而后者不是那么充满罪恶感。那些并不出生在俄罗斯，但在那儿生活多年的人，尤其是那些跟俄罗斯有特别紧密的联系的人，他们喜欢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地解说俄罗斯人的这种性格。我们一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父亲尤其喜欢“普通人”一词，以至于当他说到他不得不申斥他们时，他的声音中常常带着尊敬的语调，甚至几乎是崇敬。至于我母亲这边，我必须说，作为一个来自新教国家的移民，母亲感到自己信仰的是希腊正教。我是如何感觉的呢？当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那伟大的初恋使我产生了非俄罗斯化的想法，因为我的男朋友是个外国人（他常常谴责俄罗斯的条件使他的伟大才华一直处于休眠期，这使他苦恼万分），他把所有的兴趣和愿望都集中在俄罗斯之外的土地上。不过，每次我由瑞士或德国回家，到达俄罗斯边境时，都要换乘更加宽敞、更加笨重的火车，然后被列车员安排过夜，他会叫我“我的小鸽子”或“小母亲”。当粗糙的羊皮的气味或俄罗斯香烟的香味包围我时，当钟声响过三下，老式的开车信号亮起来时，我心中就会涌起回到了家乡的幸福感觉，这种感觉是无法忘怀的。这不是指回到一所熟悉的房子，也不是指对我所出生的国家的思念，也不是指那儿有我最初的童年记忆……甚至现在我都不能确切表达出这种感觉，我只知道，在我所有美妙的青春岁月里，它一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从不变更。那时我满脑子想的是俄罗斯之外的事情，深深地被那些非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所吸引。　　

　　1897年，当里尔克遇见我时，我已经开始渐渐地追求并研究俄罗斯的事物。我们曾两度结伴到俄罗斯旅行。这样的旅行唤醒了我们内心更多的到俄罗斯去的渴望。这对于我们俩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经历：俄罗斯旅行使里尔克的创作生涯产生了一次突破，因为还在他研究这个国家及其语言的时候，俄罗斯就给他提供适当的意象了；对于我来说，重回俄罗斯使我感到陶醉，全身被俄罗斯的气氛所包围。这片土地无限广袤地展开在我的周围，这里的人民在受苦，但是仍然听天由命地在耐心地期待。俄罗斯以一种强大的现实感包围着我，除了那些纯粹个人的经历，我从来不曾感受过那样强烈的印象。不过，这双重历险中的最非凡的事情是我们在恰当的时间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瑞内⑩发现了创作的灵感，我则通过生活于其中，感触到了我最深刻的需要和记忆。　　

　　但是，那使这一切都由可能变成现实的、满足了我们最深的需要的，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我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到处旅行——沿着河流，在白海和黑海之间，从乌拉尔山脉到欧洲边境，我们似乎总能碰见同一个人，就好像他来自最近的那个村庄，不管他长着一个标准的俄罗斯鼻子还是塔塔尔族人的鼻子。要分辨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族群是困难的，而这种变异中的同一并不来自那些困难，而是来自俄罗斯人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精神性，就好像我们大家都拥有的那种基本人性在那儿找到了雄辩的表达。那种经历对瑞内来说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效果，他不断地寻求人类境况中那道最深的喷泉，俄罗斯给他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意象，他最终用这些意象赞美了上帝。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3)

　　对于我来说，直到后来，许多事情才变得意义明朗：里尔克是在我的鼓动之下进行这场旅行的，就好像他是为了治疗他内心的一道秘密伤痕似的。他的本性过分优雅、过分欧洲化，正是那种本性驱使他走向了东方。就好像他在东方、在亚洲文化中，感知到原始人的本性是有好有坏的，至今仍然决定着事物的方向。　　

　　在旅行中，我们经常询问自己：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地在亚洲旅行，那么俄罗斯文化是否会以一种“更加纯粹”的形式凸显出来。不过，我们感到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经常碰见一些异样的、异乡的事物，但那些事物并没有更加开放地显示自己，而是自卫似的在我们面前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到达真正的东方，似乎都要有一段中国的长城升起在我们面前。了解东方的最好方式是利用科学知识和学术器具的帮助。东方被古老的文化包围着——有着各类美妙的作品，不过对于陌生人来说，它不会完全显露。它的古老传统中具有不可企及的、似乎是奇妙的智慧。每一个东方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出生在那种传统里。但东方却对我们遮住了脸。从相互分隔的个人角度来看，东方似乎跟我们完全不同，如果东方容纳了我们的脸，那么它自己的脸就会毁掉。同时，东方比我们西方更加先进，在保存其基本统一性方面也高于我们，而且它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把文化与自然、形式与实际结合起来。　　

　　不过，俄罗斯大地展现的是另一种情形——甚至在最深远的西伯利亚，它都是向着西方的。就好像它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停下来，就好像它必须继续向前延伸。综观整个历史，它受到过来自各个方向的侵略和影响。就好像那是它的命运——为了加固自己的广阔性，它甚至接受那些最最异质的因素，时刻准备着去融合那些相互对立的事物。其结果是，它自身那不可测量的深度、它内在的同一性都没有变成某种形式的防卫或某种已经完成的产品，而是变成了那个“长期游牧的民族”的步态。这步态是缓慢的、沉重的，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途：他们不断地从东部走向西部，又从西部走向东部。为了不至于丢失任何他们所背负的珍贵负担中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迅速地驻扎，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跳舞——在那些哪怕是最忧伤的歌曲中，我们都可以听出演唱者的欢乐情绪，而那些歌曲听起来像是在预示西方世界的没落。　　

　　今天，这些游牧民族似乎已经被赶进了某种进步的快乐生活之中，他们被强行驱赶着，走向那些源自西方的人为的目标。这些目标在西方没有得到完满的实现，因为人们感到它们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由于带着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渴望，我们不得不向那些目标表示妥协，而这在俄罗斯导致了毁灭性的群众力量。这不是一个改变现存文化结构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了整个国家首先创造一种文化形式的问题。因此，不管是好是坏，通过某种突然获得的技术，应用亚洲人常用的思维方式，用强力创造一种新事物还是可能的。因而，我们看到，鲜血和激情流进了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那干巴巴、冷冰冰的理论之中，那些理论都是从欧洲传入的。不过，它们看起来已经不像是来自西方世界的东西了，而成了新的黎明的条件。俄罗斯把它请进来，那是不顾国家和没有理性的表现。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属于古老的俄罗斯，在那场生死攸关的冒险性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在那场革命中，道德的典范受到了考验。因为我们只有从古老的俄罗斯的角度，才能了解俄罗斯的未来的情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误解。许多穿越俄罗斯的旅行家都误解了俄罗斯，以前俄罗斯人被认为是笨蛋，但现在他们惊奇地发现：俄罗斯人已经被变成了兴高采烈的机器，那只是因为有一条过于现代的皮鞭盘旋在他们的头顶，取代了那条沙皇时代的老式鞭子。　　

　　当我们站在伏尔加河岸边时，忍受着即将告别俄罗斯的痛苦，我们想出了一个安慰的办法，否则真难以离开。我们想，如果我们能再度回来，但愿能在不久的将来！但或许是在遥远的未来，或者即使我们自己不能来，我们的后代也会来。不管以后的世道是多么暴烈、多么混乱，我们满含着眼泪所看到的这一切都将一直存在。我们几乎不知道，那样的图景很快就被改变了：伏尔加河汇入了别的河流，被引入了一个巨大的水库。受到人力的强迫，这些河流从水库出发，一路咆哮着，流过整个俄罗斯的乡村大地，就像是一股巨大的洪流，直到那宁静的大海。　　

　　不过，我们知道：那已经到来的一切并不能改变我们的体验，那是我们内心世界中最精彩、最私密的部分。　　

　　我们已经在俄罗斯得到了比俄罗斯本身还要多的东西，我们可以离开了。　　

　　古老的俄罗斯　　

　　你像一个还没出过远门的年轻人，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受的苦难，　　

　　如果拿你跟那些已然成熟的人相比，　　

　　你所有的行为看起来都是那么孩子气。　　

　　你的房子依然颜色鲜艳，　　

　　就好像在挨饿时你依然在玩耍。　　

　　你喜爱那些金币上的色彩，　　

　　红色、绿色、蓝色，还有白色。　　

　　但是，如果有人仔细观察，　　

　　他对你的温和的尊敬会变成　　

　　嘲笑：就是那个孩子，他把　　

　　俄罗斯建立在上帝的脚下。　　

　　伏尔加河　　

　　无论你离我多么遥远，我依然能看见你，　　

　　无论你离我多么遥远，你依然存在——　　

　　像一种永远不会消亡的存在　　

　　像我的人生的景观。　　

　　哪怕我从来不曾在你的岸边休息：　　

　　我也知道你的宽阔和漫长，　　

　　就好像每一个甜蜜的梦都是洪水，　　

　　都将使我搁浅在你孤寂的岸滩。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注　解

　　①　莎乐美的父亲古斯塔夫于1804年7月24日出生于波罗的海。父亲的父亲早逝，父亲的母亲来自于一个德国的波罗的海家庭。根据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写给他的信可知，父亲的兄弟们分别叫卡尔、弗里茨、亚历山大和乔治等（共9个），他还有一个妹妹。父亲收到这些信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军官（团长），他跟波兰起义有瓜葛。莎乐美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还保存着这些信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为父亲颁发的金色勋章上写道：“为了你的勇敢、奉献、荣誉和光荣”、“纪念1831年8月25-26日攻打华沙”。莎乐美记得，冯·莎乐美将军曾作为枢密院顾问，去外地进行过几次军事视察。他的妻子毕生以“小将军”为人所知。他于1879年2月23日去世，据说死得惊人地安详。　　

　　②　如上所述，她父亲的兄弟们的第一个名字都是德文的或至少不是法文。他们写信都用德文（他也是，至少对他妻子是这样），小莎乐美的信也和他的兄弟们一样是用德文写的。母亲叫父亲古斯塔夫。在小莎乐美的洗礼记录本上，他的名字写作古斯塔夫·路德维希（Gustav Ludwig），那时他已是枢密院顾问。所有的教父都有德文名字。在古斯塔夫当军官期间，他的法文才变得流利起来。根据莎乐美的说法，父亲的法文比德文好。　　

　　③　改革后的圣彼得公学（初级中学），莎乐美是在那里完成学业的，她自始至终都是旁听生。　　

　　④　这与其说是一场运动，不如说是一次政治集会。这场运动开始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主要由那些将中下等阶级尤其是农民、农场主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组成（“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这场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下一次是在世纪之交，但势头稍弱。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们销声匿迹了。很多学生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以索非亚·尼古拉耶夫娜·茜尔（Sofia Nikolayevna Schill）为中心。莎乐美和里尔克在1900年去俄国长途旅行时曾在莫斯科跟她联系过。这场运动旨在为那些渴望“教育”和“真理”的工人和农民提供“途径”。莎乐美曾在她的日记里写到过“这些来自莫斯科的人民大众的启蒙者”。　　

　　⑤　莎乐美指出，她父亲曾与沙皇尼古拉（Czar Nicholas，1825-1855年执政）关系密切，其部分原因在于她家的夏季别墅位于彼德霍夫（Peterhof），而那儿正是沙皇的夏宫所在地。后来尼古拉二世出于安全的原因把夏宫搬到了塔尔斯科耶（Tsarskoye Selo，即现在的普希金城）。接下来的故事是：当沙皇骑马经过他们家的时候，莎乐美年轻的哥哥们经常站在那儿向他致敬。　　

　　⑥　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1877年夏季，圣彼得的总督特雷波夫（Trepov）将军把一名政治犯暴打了一顿，因为在拘留所的院子里，他居然没向将军致敬。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之一，1878年1月24日（或2月5日），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以一个请愿者的身份来拜见将军，她枪击将军并使其受到重伤。辩护律师亚历山德罗夫（Alexandrov）为她赢得了无罪判决。朋友们把这个行刺未遂者带到了瑞士，并把她保护了起来，以免她遭受暗杀。这之后，又有一批恐怖分子袭击了那位将军。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的回忆录于1931年在莫斯科出版。亚历山大二世则于1881年3月1日（或13日）死于一次爆炸袭击。　　

　　⑦　从1894年春季到9月，莎乐美第一次参观巴黎，她把有关印象都写到了本书“与其他人在一起”那章里了。她第二次去巴黎旅游，是跟艾伦·凯伊一起去的。那是在1909年5月，实际起因在于里尔克，因为当时里尔克在巴黎小住。此次旅行当指1910年冬天那次。　　

　　⑧　内务部长把告密者阿泽夫偷偷安排在革命党的队伍中。阿泽夫的头等功劳是把准备刺杀沙皇的计划告诉了警察，他平常也不断地给警察提供有关恐怖分子行动的情报。正是由于他的告发，许多密谋者被捕，有几个甚至被处死。有一回，恐怖分子行刺成功了，这反而保护了他的身份。这个恶魔不止一次为了行刺者而背叛警察。这种双重角色直到1908年才被发现，当时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Vladimir Burtsev）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的训练委员会。直到1905年国家杜马成立，社会民主党才存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行动”，说的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般效果。　　

　　⑨　这是一个秘密教派，自从1770年开始存在，它要求教徒们为了救世主的到来自己阉割自己。　　

　　⑩　莎乐美对里尔克的爱称。——编者注　　

　　《古老的俄罗斯》一诗写于芬兰。这次的旅行日记的“后记”里包括了诗篇《伏尔加》（Volga）。莎乐美是于1900年8月13日把这首诗写入日记之中的，同时写入的还有《噢，我们头顶的明亮的天国》一诗。按照莎乐美自己的说法，《古老的俄罗斯》一诗是在“俄国”这一章完成时才写的。日记的主要部分用俄文写成，以一首诗结束，即《我的祖国，我的久违的祖国》。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1)

　　尼采是一个具有宗教本性的人……今天，　　

　　我想再次重申这一点。　　

　　我们会活着看到他成为某种新宗教的预言家，　　

　　他会招募英雄人物做他的信徒。　　

　　882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罗马，①一些朋友正在玛尔维达的家里聚会，②门铃　　

　　响了起来，玛尔维达忠实的仆人特里纳冲进屋子，兴奋地跟她耳语了几句——玛尔维达急忙走到桌边，抓起一把钱，就离开了房间。尽管她回来时，脸上带着笑容，但包在她头上的那条上佳的黑色丝巾依然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着。年轻的保罗·雷跟她一起进来，③他是她的一个多年的朋友，她像爱儿子一样地爱他。保罗慌慌张张地从蒙特卡罗赶来，他匆忙地把向旅馆服务员借的旅费还了，那时他由于赌博，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财，直到最后一个子儿。　　

　　非常奇怪的是，保罗这个样子的初次登场虽然有点好笑而且好玩，但并没有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当即就成了朋友——事实上，保罗站在那儿，离我们都远远的，就好像他是一个被罚站的坏学生似的。他脸上的表情混合着滑稽的后悔和高傲的善良，我一看见他那分明的轮廓和精明的眼睛，心头就一热。　　

　　就在那天晚上，以及随后的每一天里，他和我一边从玛尔维达家走回我母亲和我住的小旅馆，一边兴奋地交谈。我们就这样穿过星光和月光下的罗马街道，边走边谈。这很快就使我们互相亲近起来，我开始有了一个美妙的计划，以后甚至在我母亲离开罗马回去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交往，我母亲是为了我的健康才把我从苏黎士带来罗马的。一开始，保罗制订了一个彻底错误的行动方针，让我感到既悲伤又愤怒；他向我母亲提了个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同的建议——说我们要结婚——这使我自己的计划很难再得到我母亲的同意。我得首先让他明白我要的爱情生活是自由的、独来独往的、完全不受约束的。　　

　　我要坦承的是：一个简单的梦想首先使我相信我的计划是可行的，它能直接流入所有的社会规范。在这个计划中，我看到书房里满是书籍和鲜花，我们在其中快乐地学习，书房的两边是两间卧室，我们在两间卧室之间可以来回走动，就像是两个同事，一起喜悦而认真地工作。不可否认，我们在一起的五年时间实现了这个梦，而且实现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保罗曾经说过，梦想和现实的惟一一点差异是：我在如何分辨书籍和花朵方面显得有点迟钝。因为我小时候曾以为：从大学里拿出来的那些旧书是给花瓶作垫子用的，有时我也会以同样混乱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　　

　　最后，我一方面继续跟我那可怜的妈妈斗争，因为她叫我的兄弟们帮她把我无论死活都拖回家去；另一方面我发现，玛尔维达几乎比我母亲还偏见，支持我母亲的是那个依然毫不动摇的、神圣化的传统。当然，我后来了解到，保罗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该受责备，因为他刚刚冲到玛尔维达跟前时，兴致很高，他是来向她坦白：我们得相互“逃避”；还因为他决定不向玛尔维达的原则妥协，尽管正如玛尔维达所担忧的，她的原则早就已经受到了挑战——保罗和我居然一起回家（我母亲对此也有所耳闻）。理想主义者往往急于躲避任何可能的误解或对他的原则的一丁点“坏印象”，所以我发现理想主义能够扰乱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强烈追求，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也因此，我对别人的判断每每过于敏感。我在罗马给我在彼得堡的导师写了封信，作为此前他给我来信的回信。我的信里面满是愤怒和失望，但我的导师似乎也不想帮我。信的内容如下：　　

　　罗马，1882年3月13日　　

　　我把您的信至少读了五遍，但我还是不能明白您的意思。见鬼，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还以为您是在给我唱赞美诗呢。总之，我只想告诉您我的学习情况。首先因为我不仅着迷于某个纯粹的幻觉，而且正在把它转变成现实；其次因为那个现实可能跟您自己所选择的那些个人行为有关，所以它几乎充斥着心灵的敏锐。可是，您说我整个的想法都只是幻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看见它真正实现的话，只会增添苦恼；您还暗示我不可能对雷、尼采等那样的男人作出真正的判断，因为他们要比我年长得多、智慧得多。可是，您错了。我们要么立即意识到那关于某个人来说是重要的东西，要么永远不可能去认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对于我而言，只有雷是重要的。他还没有完全被征服。他还有点不知所措，不过，每天晚上12点到2点之间、从玛尔维达家的聚会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在罗马的月亮下散步，我会趁那个时间更多地说服他。玛尔维达也反对我们的计划，为此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非常喜欢她。不过，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跟她一直是各执己见，甚至在我们取得一致意见时也是如此。她一直在说“我们”不应该做这个或那个，“我们”应该试试这个——这个“我们”到底是谁，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毫无疑问，那是某个学理上的或哲学上的实体——不过，我所了解的惟一的存在是“我”。我不能根据某个模范来生活，我也永远不想成为任何别人的模范；我想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不管这种安排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不是一个我要遵循的某个原则的问题，而是某一件美妙得多的事情——它存在于我的内心，随着生活本身发光；它要爆发出快乐的大叫。　　

　　既然您说：您一直想着要把您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那些纯粹精神的目标，用那样的目标来代替我。那么，您说的替代是什么意思？如果在这些目标后面还有目标，如果为了那些最终的目标我们必须放弃世界上最高尚、最难得的东西，比如自由，那么我倒是希望自己一直处于替代之中，因为我不想为任何理由放弃自由。没有人比我现在更自由。我的自由刚刚到来，我一点都不怕为它去进行虔诚的、快乐而辉煌的战斗；相反，我要让自由到来！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所谓的“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否真的出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之中。事实最终将证明，它们会像粉笔画出来的线条似的，不会带来任何害处！但是，如果您不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肯定会感到震惊。您虽然这么写，但您的劝告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好处。“劝告！”——不！我从您那儿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是劝告，我需要的是您的信任。当然，这不是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信任——我所需要的是：不管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您都信任我。这种信任将留在我们所要分享的所有事物之中（您瞧，我说的是“我们”）。通过您，我将变成我自己。　　

　　您的小女孩　　

　　接下来在罗马发生的事使我们占了上风：尼采真的来了。保罗和玛尔维达都是尼采的朋友，他们把有关的情形写信告诉了他，他居然意外地从迈西耶来到了我们这里。随后，更加难以意料的事发生了：尼采一听说保罗和我的计划，就参与了进来，这样就形成了三人同盟。我们这个三人小组将来所居住的地方很快就确定了：那就是巴黎（我们本来想去的是维也纳），因为尼采想到那儿去发表演讲，而保罗也曾在巴黎跟屠格涅夫有过交往。我们的玩笑都轻松而无邪，因为我们都喜爱玛尔维达；而尼采则往往兴高采烈，所以他会抛弃平日里有点沉默寡言甚至庄严肃穆的气度。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表现出了这样的气度，至今我还能回忆起来。那时他被引到圣彼得大教堂，保罗在那儿既着急又虔诚。他坐在忏悔室旁边，忏悔室里面的光线非常明亮。尼采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我跟他的关系开端很好，但中间起了转折，这一转折促使我跟保罗重新考虑我们的计划，因为第三个人加进来之后，情况就变得复杂了，那是我们所预料不到的。事实上，尼采有把握简化这种情形：他请求雷为了他而放弃我，还要我嫁给他。我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如何在不伤害我们这三位一体的前提下，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决定向尼采说明：我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婚姻。不过，我也要指出，我得靠我母亲的津贴生活。如果我结婚的话，我就会失去那笔津贴中的份额，因为我是作为一个俄罗斯贵族的惟一的女儿享受那点津贴的。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2)

　　当我们离开罗马时，所有的一切似乎都确定下来了。在临近出发时，尼采连连遭受病痛的“打击”——以前也正是这种疾病使他放弃了巴塞尔大学的教席，这种疾病开始时候的明显标志是可怕的偏头痛。我们一起停靠过好几个地方，比如意大利北部湖泊区的奥尔塔。由于我和尼采在山上呆的时间太长，而且没能准时去看望我母亲，所以我们在无意之中惹恼了我母亲。我觉得，如果她继续跟我一起走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雷一直守在尼采身边，他一方面得想方设法让我母亲保持愉悦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对我和尼采相当恼怒。离开意大利之后，尼采顺道去了趟巴塞尔，但他很快就在鲁塞纳跟我们重新会合了。因为他觉得雷在罗马为他所做的调解工作并不真正有效果。他想跟我面谈此事，他一直想这么做。同时，尼采还促使我们三个人照了张合影——尽管这遭到了雷这边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一生都从心底里厌恶对自己形象的复制。尼采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不仅坚持要照相，而且亲自动手——比如，布置小马车，（实在是太小！）甚至想出了用丁香的枝叶装饰马鞭的拙劣做法。　　

　　尼采当时回到了巴塞尔，雷则继续跟我们一起前往苏黎士，他在那儿转道前往西普鲁士，他的家就在那边。我跟我母亲曾在苏黎士迷人的乡间朋友的住处呆了一阵子，直到我们去南方旅行。随后，我们取道汉堡前往柏林，在那里尤金也跟我们在一起。他是跟我年龄最相近的哥哥，是大哥把他派来的。大哥代行父职，来帮助我母亲。这时我和母亲战斗的最后的火焰突然燃烧起来。不过，我这边得到了帮助，因为雷一直使我很信任他，这一点也慢慢地影响到了我母亲的态度。事情的结果是：我母亲同意我在我哥哥的陪同下去雷他们家。雷从家里赶到西普鲁士来接我们，“强盗”和“保护者”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　　

　　我按照计划，在斯地伯一直呆到了夏末——肯定有几个月——直到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始，我们才跟玛尔维达一起去看望瓦格纳一家。我也因此而在瓦格纳垂暮之年跟他见了面，而且还跟随雷去观看了《帕西法尔》的演出。在《帕西法尔》两次演出的间歇期，我看到了瓦格纳的许多家庭生活情况——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像潮水一样汹涌在他的周围。瓦格纳永远是中心，而且气氛总是那么快乐而高兴——因为他个子矮小，所以心头常常笼罩着阴影，但他像一股冒泡的喷泉一样，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又跳到那儿。他的夫人考西玛由于个子很高，又穿着长得不能再长的长裙，所以当她走过人群，显得比任何一个人都高——客人们一方面围着她，另一方面跟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位优雅而迷人的女主人跟玛尔维达的关系特别好，所以她还屈驾来看我，从而给了我畅谈的快乐，我们的话题总是越谈越多，非常广泛。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13岁的齐格弗里德（瓦格纳之子）的家庭教师斯坦因成为了我们的柏林圈子中的一员。我是在拜罗伊特跟他认识的，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早也是最忠诚的分子。在跟瓦格纳关系亲近的人中，俄罗斯画家焦考斯基成了我特殊的朋友，他有一枚小小的甲壳虫形状的宝石名章，这在一幅巨型油画的角上可以看出来，那幅油画就挂在瓦格纳的家里，客人一进门，目光就会被它吸引。画面上是瓦格纳“神圣的”家庭，齐格弗里德被画成了拯救者，丹尼拉被画成了圣母，而瓦格纳的另外三个漂亮的女儿则成了天使。　　

　　关于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那些让人目不暇接的活动，我不敢置一词，因为我其实几乎没有资格去参与那些事。我在那儿简直是个聋子，对所有的活动都缺乏理解，也不能从中得到快乐。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跟某个人比较相像的话，那个人就是玛尔维达忠心耿耿的女仆特里娜。特里娜发现自己整个被屈辱和羞耻包围着：瓦格纳似乎曾预言：像特里娜那样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女人，也会在音乐节上“张开耳朵”，也会得到真正的启示。因此，他们计划让她去看几次演出。不过，尽管她打心眼里感激他们，也很高兴，但结果证明这个实验失败了。因为当特里娜第二次去看《帕西法尔》时，她没有看出来那已经是“一个新的版本”了。为此，她无法隐藏自己的失望和沮丧。　　

　　在拜罗伊特呆了一阵子之后，我和尼采打算去图林根住几个星期——我们在那儿所住的房子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个牧师，他碰巧是我在苏黎士学习时的老师的一个学生，所以我们有同门之谊。一开始，我和尼采似乎对各种各样无聊的话题都要争论一番，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话题，因为它们没有事实的基础。不过，我们很快就把争论置于脑后了，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则非常丰富多彩，而且没有任何第三者来打扰我们。在这段时间，比在罗马时期或在旅行时期，我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尼采的思想。除了他当时刚刚完成的《快乐的科学》，我对他其他的任何著作一无所知。在罗马时，他曾给我们朗诵过《快乐的科学》里的章节。每当尼采朗诵的时候，他和雷的嘴里会不约而同地迸出同样的词句。自从尼采和瓦格纳分道扬镳之后，有一段时间，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精神上，他和雷是并驾齐驱的。尼采偏爱格言体写作——那是他的疾病和生活方式导致的——雷天生也有这种偏好。他的口袋里常常揣着如拉罗什富科或布吕耶的作品，他在知识界的位置一直动摇不定。那时他正在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小型专著《论虚荣》。而尼采这边呢，他已经在开始收集他的格言，准备出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感到了尼采这个寻找上帝的人的深刻冲动，他的思想来自宗教，而且正在走向宗教的预言。　　

　　我早在那时给雷的一封信中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在遇到尼采后不久，就写信跟玛尔维达说，尼采是一个具有宗教本性的人。她很不情愿接受我的这个看法。今天，我想再次重申这一点。我们会活着看到他成为某种新宗教的预言家，他会招募英雄人物做他的信徒。在所有这一切事物上，我和他的所感所想非常相像，有些话能异口同声地说出来。在过去的三周里，我们聊啊聊，几乎要聊死了。奇怪的是，他几乎每天能跟我谈10个小时。这很奇怪，不过，我们的交谈使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陷阱，走向那些令人迷惑的地方，我曾经单独一个人爬到那陷阱的边沿，看到下面的深渊。我们就像两只山羊，如果有人听见我们，他可能会以为是两个鬼魂在谈话呢。”　　

　　当尼采跟雷谈话时，我不可避免地会着迷于他的言语和本性中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会得到完满表达的。对于我来说，其中夹杂着最最孩子气的回忆或似懂非懂的感受，这些回忆和感受来自我个人不可摧毁的童年回忆。不过，它们还不至于使我成为他的信徒或追随者：为了把所有这一切都搞明白，我得逃避这一切，所以我一直在犹豫不决。同时，这种痴迷伴随着某种内在的厌恶情绪。　　

　　在我回到斯地伯之后，我们在十月的莱比锡，又跟尼采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我跟他都没想到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逢。尽管我们三人一直希望将来能在一起度过，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开始影响我对尼采的感情？他越来越故意地暗示一些东西，要让我少想着雷。同样让我惊诧的是，他认为他的这种招数会起作用。自打在莱比锡分手之后，他才对我有了敌意和指责，这是我在后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中知道的。后来发生的事似乎跟尼采的天性和优雅举止极不吻合，那只能归因于某种外在的影响，因为那时他开始怀疑雷和我之间的关系。其实，他比谁都清楚，雷和我之间没有那种关系。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是雷保护了我，使我不至于出丑，他把这丑闻掩盖起来了——我是在几年之后才明白过来的。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连尼采给我写的有些信件都一直没到达我手里。尼采在那些信里诽谤我，我至今无法说明其中的原委。不仅如此，雷还对我隐瞒了这事在他家里所引发的震荡，他家人开始反对我，甚至厌恨我。这种情绪在他母亲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打心眼里嫉妒我，想要一直独占她的儿子。　　

　　一段时间以后，尼采似乎被他自己所造的流言弄得不愉快起来；我们是从亨里希·斯坦因那儿知道这情况的，他是我们的一个亲密朋友，他跟我们说了在西尔斯·玛利亚发生的一段插曲，他曾去那儿拜访过尼采（在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他试图说服尼采跟我们和解，去除相互的误解，不过，尼采摇头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3)

　　从那以后，我听从了雷的策略，远离所有这一切，拒绝听取与此有关的更多的东西，不理睬来自尼采一家的攻击，甚至对尼采死后的所有文献也不闻不问。我是以完全公正的态度写作《尼采在他的作品中》一书的。那惟一使我动了情绪的事实是：在他成名之后，众多年轻作家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信奉了他的思想。甚至我也只是在了解了他这个人之后，在仔细彻底地研读了他的作品之后，才完全地理解了他。我只是想了解在这些客观印象之上的尼采形象。因此，就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远存留吧。　　

　　同时，雷和我在柏林定居了下来。我们原先移居巴黎的计划先是搁置，随后彻底放弃了，因为那时屠格涅夫病逝了。那时，我们所梦想的生活已完全实现，周围有一帮年轻的学者，有几个还是大学里的讲师。短短几年时间，我们的圈子迅速变大，人员也常常有变化。圈子里的人们都把雷叫作我的“荣誉女仆”，而我则被尊称为“阁下”。我的护照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称谓是根据俄罗斯的惯例传承下来的，因为我是一个贵族的独生女。在我们离开柏林去避暑时，如果是在学校放假期间，我们的有些朋友有时甚至会与我们同行。我能特别高兴地回想起来，有一回，在塞勒里那，我们跟磨房工人生活在一起。直到晚秋的第一场大雪降临，雷和我才动身去南方旅行。那时，兰科特地区还没有通火车，所以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邮递马车，在冬天，人们用邮递马车来代替公共马车。我们一路平静而缓慢地前行，就像今天人们驾驶私家车出游似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想停就停下来。　　

　　虽然我们旅行过很多地方，但我们的钱似乎还有所盈余。我每个月可以从我母亲的养老金中拿到250马克，而且我还可以从雷那儿得到同样的一笔钱，他把这钱定期放在我们共用的钱包里。手头拮据时，我们就学着储蓄和节约。　　

　　有一回，我们试图在维也纳度过一段冬天时光，我的哥哥尤金当时在那儿攻读研究生课程，不过，这次没有成行，其中的原因说来很可笑：我们在柏林租了三间房子，那个房东对我们有点不信任；而维也纳的房东认为我们俩是在谈恋爱，所以完全赞成我们同居。我听从了雷的劝导（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总是比女人做得出色），我们只适合柏林的圈子，让其他朋友跟我们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在任何人的家庭聚会上或流浪艺术家的聚会上——那些无知者会倾向于认为我对“文学”的兴趣只是附庸风雅。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我的第一部书。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家人要我回去，而圈子里的朋友发现，如果有著作的话，你可以获准在别国呆下去。事实上，我的目的还真达到了，不过条件是我不能在书上的署名中用我的姓氏。因此，我用了一个假名，那是我的一个荷兰朋友的教名。那是他为我选的（以代替我原先那个很难念的俄罗斯名字）。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为上帝而战斗》，署名“亨利·露”——在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是发行得最好的，甚至超过一同出版的哈特兄弟的著作。后来我跟他们熟知后，还拿此跟他们开过玩笑，因为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出于某些纯粹现实的原因，那本书中夹杂着我在彼得堡写的一些散记。在篇幅不足的情况下，又挪用了一部写得很拙劣的诗体小说中的内容，我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内容改成了散文体。　　

　　我们的圈子包括了各类学科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东方学家、历史学家，还有不少哲学家。这个圈子原来是以哈勒尔为中心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黑森林”默默地艰辛地劳作，然后胳膊下夹着一部手稿来到我们面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极为私人性的演说，让我们分享他那些形而上学的胜利与哀伤。在他的著作《一切的一切：逻辑玄学、形而上学、心理玄学》之后，他在去往北欧的途中跳海自杀了。这一举动很明显是源于他的神秘主义。　　

　　不过，哲学对于人的心智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煽动性的影响，这一事实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从后康德体系到左派和右派的黑格尔主义，当哲学跟19世纪所谓的达尔文时代的反叛精神发生冲突时，便失去了动力。在头脑清晰的理性和客观的思想中，悲观主义的种种感想为他们清空了场地——不管它们是藏匿于潜意识之中还是公开受到承认甚至强调。这显示了某种对各类现实性努力的反应，这种反应相当富有理想主义色彩，而那些现实性努力的目的则是“打倒神灵”——为了真理而做出的可贵的献祭。我们几乎可以把那段时间称为“哲学的英雄时代”。在那时，在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之“真”和诗歌意义上的主观之“真”之间，分歧越来越尖锐、明显。正是因此，探索真理的努力越来越被限定在某些适当的领域之内，而不是无所不能的夸夸其谈，这样更容易达到目的。人性本身成了观照的对象，而且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个时代的意愿是把逻辑学的精密转变成心理学的精密。以前是在“真理”面前弯腰屈膝，随后到来的是通过自我坦白而彻底屈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某种特别的自负。　　

　　甚至在我们的圈子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了解尼采。他用一本格言集使自己变得举世闻名。他站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潜藏的阴影、一个看不见的形象。他真正触及到了灵魂中的兴奋点，灵魂兼有理性头脑所给予它们或从它们那儿索取的东西，也经历了最客观的知识的痛苦和欢乐。难道尼采伟大的天才的力量不正是表现在这些东西上？难道诗性的和理性的力量不是在他身上结合得非常成功？难道不是精神的战斗和沮丧促使他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在尼采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下一个时代中，他的思想产生了反响。他在那时就显示出了与我们的其他朋友的鲜明对照。但是，无论他们对那些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问题的感受多么不同，他们全都赞成一样东西：客观的价值，他们全都努力地在纷扰的情绪和求知的意志之间描画清晰的界线，目的是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把那种情绪从求知意志中分离出来。求知意志使他们努力地想要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从而把情绪作为纯粹私人的东西而置之不理。　　

　　对于尼采而言，事情还显示了另外一面。他个人的处境、深度的悲惨遭遇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熔炉，他就是在这一熔炉中锻造他的求知意志的。这种形式的白热化创作造就了《尼采全集》。在他的著作中，诗歌比真理显得更实在——他的诗歌一直在变化，他一直在使他的理论适应他的诗歌，这几乎是一种女性的顺从，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方向。最后出现了他的预言：查拉图斯特拉的教导、永恒的轮回。在这些预言中，他把自己撕裂，让自己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压力——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尼采的著作既是“真理又是诗歌”。随后，他内心的探索达到了极限，他退了回来，放下了他面前的幕布，幕布上画满了苦难和渴望，以至于它再也不会升起，来解放他的幻象。　　

　　对于我或其他圈子里的人来说，跟尼采不一样使我们最感到欣慰。我们这个圈子的氛围是健康、明朗的，这也正是我所向往的。哪怕在他因为《良知的起源》一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狭隘和功利而跌跤时，哪怕当我感到自己在知识上跟其他一些朋友靠得更近时，雷一直是我精神上的同志。　　

　　当然，雷和我之间不只是一种短暂的联合——我们的关系是永久性的。事实上，我们相信我们能保持一种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怕发生任何困难。这跟他的本性有关，我的朋友成千上万，只有他成了特别珍贵的伴侣。在他身上，有许多非凡的东西；在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看来，这些东西似乎是相当自然而然而且是不证自明的。总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好心人，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此后来我还曾暗暗地厌恨自己。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我这样一个跟他完全不同的人。他把这种“无私的”行为当成一种快乐的表达来体验。事实上，雷是悲观的、忧郁的，甚至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动过自杀的念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他变成了一个自信而快乐的青年。他在表面上是幽默乐观的，悲观主义只留存在他的惹人喜爱的思想倾向中。在日常生活中，你的任何灾祸和失望都会使别人恼怒或混乱，而雷倾向于从中发现那些令人高兴的东西——只因为他惊喜地发现，它们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糟糕。尽管他心胸坦荡，敢于承认所有的过错，但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潜在的神经症。我只是时不时感知到这一点——那是在我第二次看到他失去自控，沉迷于赌博之后。我跟他初次见面是在罗马的一个晚上，那时他正在赌博；我开始在意识中把那个罗马的赌徒跟眼前这个我所了解的人联系起来，我觉得现在我看清了他也理解了他。甚至今天，我仍然痛苦地想，如果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提早几十年问世，我们如何用来帮助雷。　　

　　当我订婚时，我没想我和雷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我的丈夫曾宣称：他理解并接受这个不可能取消的事实。当我们说我们的婚姻关系是成还是败都取决于这一点时，雷也表示他相信我们。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相信任何人会真正爱他。他惟一能做的是：迫使自己忘却他曾在罗马被我拒绝的耻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忘却。因此，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诚实而坦率的讨论，但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误解（他坚持要求，在我心灵的转变时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既不应该去看望我的丈夫也不应该去跟我的丈夫交谈）。那时，他已经开始在学习医学，并且已经自己单独生活，因为他的解剖学课程早上很早就要开始。（我们甚至讨论过我是否也应该跟他一起去学医，但我们俩都笑着说，我们俩既然以后还是要一起生活，就没有必要都去学医）。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离开我的情形，这记忆像一把闷在我心里的火似的，但它从来没有熄灭过。那天晚上他很晚才离开，但几分钟后又折回来了，因为外面下着大雨，出门是不理智的。过了一阵子，他又走了，然后又回来，只是要拿一本书。到他最终离开时，已经几乎到了黎明时分。我望着外面，吃惊地看到，街道已经完全干了，无云的天空中那些星辰正在黯淡下去。我转身离开窗户时，在桌灯的光亮中，看到一张我的孩提时代的小照片，本来我已经把它送给雷了。照片外面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这样的几个字：“求求你——不要寻找我。”雷的消失自然使我的丈夫感到高兴，尽管他小心翼翼地不对此事做任何评论。这些年来，我一直被悲哀压抑着，我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我在早晨醒来，感到压抑着，我知道那肯定是昨晚做了什么梦，我在梦中妄图挽回那已然发生的事。其中最奇怪的一个梦是这样的：我跟一帮朋友在聚会，雷也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快乐地高声叫我。我寻找着雷，但我找不着，我转向他们存放外衣的衣帽间。我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陌生人，他安静地坐在衣服后面，两手交叉着放在两腿之间。他的脸因为肥胖而肿胀不堪，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的眼睛使劲闭着，就好像他脸上套着一张肉做的死亡面具似的。“我这样子，没有人会发现我，”他满意地说，“是吗？”　　

　　雷完成了他的学业，后来移居到了塞拉里那，他在那儿成了一个为穷人服务的医生。　　

　　在那里的群山之中，他猝然死去。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注　解

　　①　打印件上写的是“一月的一个夜晚”。这一日期上的混乱也许是由于莎乐美和她的母亲曾于1月份到过意大利。“我1月初来到了意大利，很疲倦而且病了。”她在1883年的新年之夜回忆说。我们的证据是：莎乐美曾于2月几次去拜访玛尔维达·冯·迈森堡（Malwida von Meysenbug）。从2月4日一直到动身途经蒙特卡罗（Monte carlo）前去罗马旅行，保罗·雷和尼采一直呆在热内亚（Genoa）。与保罗·雷会面的确切日期可从莎乐美写于1888年3月17日的回忆录中找到：“6年前的今天，我们相遇。”　　

　　②　玛尔维达·冯·迈森堡（Malwide von Meysenbug）的父亲是一个侍臣。他年轻时是王子的朋友，后来王子擢升他为贵族并封他为男爵。玛尔维达·冯·迈森堡本人由于卷入1848年前后的共和党的革命行动，而于1852年被驱逐出了柏林。在伦敦为移民提供的庇护所里，她结识了俄国革命作家赫尔岑（亚科甫列夫王子与一个斯图加特女人的私生子）和意大利自由战士马志尼，还有其他一些人。赫尔岑死后，她收养了他的女儿奥尔佳，1861-1862年的冬天她们是在意大利度过的。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于1876在斯图加特匿名出版。书中写到了1860-1861年冬天她呆在巴黎的情况，还写到了她在那儿与瓦格纳初次相遇的情形。截至1882年春，此书已出第三版。作为后续，她于1898年出版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辉岁月》，本书是回忆和观察的松散连接。1872年，在拜罗伊特（Bayreuth），玛尔维达在瓦格纳的熟人中遇到了尼采。1876年，她邀请尼采作为她的客人来意大利度假，尼采提议由保罗·雷“陪同”前往。玛尔维达在索连托（Sorrento）租下了鲁宾纳齐别墅（Villa Rubinacci），从1876年10月底开始，她和尼采、雷以及一个来自巴塞尔大学的名叫阿尔伯特·布瑞内的法律系学生一起，在那儿呆了整整一个冬天。其时，雷在准备《道德观念的起源》一书的出版事宜，尼采在写《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玛尔维达和雷先前并不认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辉岁月》里，她把雷描写为“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很严谨，有着她所不具备的科学而现实的观点，他具有善良的天性和高尚的人格，这一点在他与尼采无私的关系中是显而易见的”。雷观照事物的方式给予尼采“几乎是孩童般的快乐”。雷离开索连托后，曾给玛尔维达写过几封日记体的信件。在玛尔维达的书中，发表了这些信件。她叫他保罗。　　

　　③　此人出生于1849年11月21日，他的父亲是波美拉尼亚地区巴特尔夏根市（Bartelshagen）的一个容克（Junker）地主。保罗其时32岁。他的真正的家，即在西普鲁士的容克庄园，是于1868年购置的。遵从父亲的意愿，他到莱比锡大学（Leipzig）学习法律（尽管他自己的兴趣是在伦理学领域）。他在普法战争中当过一年的志愿者并在哥洛瓦受了伤。他在1875年被授予博士学位。同年，他出版了一本格言警句的小书《心理观察，从文学作品谈起》。他和尼采的更进一步的关系就是源于这本书（尼采写给他的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875年10月22日）——虽然他们两年半以前就曾在巴塞尔相遇。“罗蒙特（Romundt）的一个朋友来避暑。他叫雷，是个忧郁的、有天分的、信奉叔本华哲学的年轻人。”（见尼采在1873年5月5日写给俄尔文·罗何德的信。）保罗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捍卫的一个观点是：人的良知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予以解释。在这篇论文和他1885年出版的《意志自由的幻象、原因及结果》以及1877年出版的《道德观念的起源》两书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主题上的联系。在一篇他本来想当成他的博士论文的“绪论”里，他试图证实的第一个理论，以显示他在大学里当讲师的资格，这就是1885年出版的《良知的起源》的绪论。他最后的哲学论著于1903年他死后在柏林出版，他在“前言”中写到：“我早年的著作都是年轻时不成熟的作品。”这本书比先前的著作更片面、更激进、更极端。一位不知名的编辑在书中加入了一封雷于1897年11月写给尼采的信，信中大写特写他跟尼采的关系。那位编辑对此评论说：“事实上，我从未读过他的书。他是伟大的，但缺乏思想。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虚荣的成分，但他的自负却是病态的，令人可恶的病态。如果他是健康的，也许能写出些不错的东西，但作为一个只能偶尔思想和写作的病人，他时刻担心着自己不能继续工作，他不计任何代价地想要成名，这种心理只能导致他的病态。很多时候，他的文章里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但整个前提是病态的、失常的。他不是有思想，而是精神错乱！”　　

　　尼采本人称《道德观念的起源》一书的作者——雷是“最勇敢、最冷静的思想家之一”。这话出自他的著作《瞧，这个人》中《我为什么写这些好书》一章，引自《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的第37条格言。尼采说，通过这种方式，他使杰出的保罗·雷博士沐浴在了历史意义的荣光之中。有读者曾仅仅因为这段话，而把尼采的整部作品都理解成了雷主义的高级体现（《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第一卷的个人献词就是献给雷的，在这一献词里，尼采就已含蓄提到了他对朋友的这种看法。他开玩笑似地祝贺雷当了“父亲”，还喊出了口号“雷主义万岁”。）在1904年11月7日写给她的朋友费迪南·托尼斯的一封信中，莎乐美对雷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这种自我憎恨的病态心理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我经常观察半犹太人，他们经常为他们的混血性格而苦恼。从本原意义上讲，这种分裂心理几乎不能称为是病态的，它就像瘸子的腿一条长一条短一样正常。但是像雷这样的瘸子则不同，他的两条腿是健康的！雷彻头彻尾是个犹太人，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哪怕有一点点犹太人血统。他以一种可鄙的、为人不齿的方式否认真实的自我——我在别人身上从未看到过像他这样严重的病态……”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1)

　　如果我不得不把维也纳的气氛跟其他大城市做比较的话，　　

　　我会说，　　

　　我觉得它的明显标志是理性和色情的汇流。　　

　　我早年和后来的岁月里，俄罗斯给了我很多印象，为了收集这些印象，我　　

　　花了几个忙碌的年头。这部分是因为我个人的活动比较复杂，我对各种人的印象也比较多样，这使我对故事的讲述显得更加困难。一个人要不断面临选择，要么深入到事物内部，要么浮光掠影地去处理事物。后者是危险的，当我们浮光掠影地处理事物时，我们会兴奋地进行一般性的谈话，而在那样的谈话中，草率的公式和突然的强调会使我们的判断更加轻率。那么跟一个人接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会一起走到一个我们不曾想过要去的地方。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如果的确很珍贵，那么它是不能进行精确分析的。通过应用诗歌的神奇效应，他们可以进行间接的交流。在经验的本质中，往往有着强烈的诗意。　　

　　因此，关于我的童年时期，关于我婚后几年的生活，我并没有多少可说——尽管在这两个时期我也跟其他人保持着活跃的接触。正如时代使然，我遇见过许多人，很了解他们的为人和言行；而我天生就沉默寡言，这使我的交往从一个人挪移到另一个人，从一次私密谈话移到另一次。在我丈夫的单身公寓里度过了最初的一段婚姻生活后，我们搬进了另一所房子，那所房子位于一个公园的中央，四周围全是榆树。房主本想把房子的内部装修得漂亮一些，不过，他们遇到了困难，没能完成装修，因此，我们可以以相当便宜的价格租下来。我们几乎一直生活在底楼，房间很大，这使我回想起了我自己的家以及我的舞蹈课—— 一间很大的书房，还有两间装着壁板，阳台也很宽敞。房间里备有深挖进墙内的碗柜橱，因此，我们只需要在我们已有的那点家具之外再少量添置一点就行了。这个家位于柏林城的南边，进入柏林的惟一交通工具是大游览车——冬天装载着跑步的人。那个冬天我们认识了一些人，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生活在城市的郊区：首先一个是作家格哈德·霍普特曼和他的妻子玛丽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在自然主义不可避免地兴起并引起广泛争论时，他的第一个剧本给舞台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有助于自然主义这个新的思潮方向在文艺中取得胜利。尽管这部戏的本质是说教性的，它呼唤的是好公民形象，但它具有抒情诗的笔触。①　　

　　在我结婚之前的日子里，保罗·雷曾有意地避开波希米亚文人的圈子，我们交往的范围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学术界的，但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我从来不曾对文学这样地感兴趣（俄罗斯文学使我感兴趣是出于别的原因）。当我涉足文学时，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对早先时候轻松的乐观主义一无所知，而这场新的争论就是针对那种乐观主义发动起来的。不过，那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人性因素：新精神所鼓吹的是青春的快乐、活跃和自信，甚至于当我们在处理最黯淡无光、最令人压抑的问题时也是如此。亨利·易卜生在德国的声名是个重要的事实。我丈夫把易卜生的作品介绍给我，向我朗读挪威语本的原文，一边读一边还译成德语。两座“独立剧院”出现了，其中一座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布拉姆和易卜生、霍普特曼的共同领导下，不断地取得胜利。我跟独立剧院的创始人之一马克西米连·哈登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延续了许多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格哈德，卡尔·霍普特曼博士直到那时都还想在哲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也在提倡对戏剧的热忱。奥托·哈特勒本积极地参与了进来，与他那好心的莫卜琛一道。年轻人为了文学和政治目标抛弃了他们的学术雄心。我把许多个夜晚都花在了跟尤金·库聂曼的争论上了，那时他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要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在那些我最亲近的人之中，从人性意义上而言，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乔治·勒德布尔：让我把这些词句当成对他的问候。②　　

　　那时我们已经准备搬进第二处公寓，它正好位于森林的边缘。房子极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需要请人来收拾。那时——1894年——我去了巴黎，那儿的文坛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变化。那时正值卡诺总统被暗杀，各个方面的人都被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安多瓦内的“自由剧院”开张了，它跟柏林的“独立剧院”相仿佛。吕格妮·坡的《作品》上演了。③霍普特曼的《阿内尔》中的女主人公曾经在柏林由宝拉·康拉德扮演，她后来成了施莱特尔的妻子，安多瓦内把它在舞台上演成一个贫穷、苍白的街头小女孩形象。尽管法语时时跟霍普特曼的诗歌发生冲突，如当阿内尔说词“Fliederduft”（百合花的香气）时，她不得不说成了一个句子“je sens le parfum de lilas”（我闻到了百合花的香气）。后来在俄罗斯，我看到了最令人动心的《阿内尔》：它之所以那样地令人动心，是因为它用拜占庭风格表现了天堂和救世主，而这种风格是克制的、朴素的。　　

　　在巴黎，跟在柏林一样，我跟各种文学圈子频频交往，大家都具有共同的兴趣，只有老一辈文人反对我们。　　

　　赫尔曼·邦当时住在圣日耳曼，非常活跃。尽管他常常生病，但精力充沛、充满幻想。我现在几乎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回想跟他的一次谈话，他说，每当他开始一个新的写诗计划时，他会恐惧得发抖：他会一直跑到窗口，希望能看到某种他可以用作借口的东西，那样他就可以不马上开始写。你几乎能看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那种无情的效果，即在被抑制的意识的最深层，使物象发生明显的变形；你也可以看到艺术家的恐惧，那种恐惧在转变的过程中战胜了他。尽管我很了解赫尔曼·邦的那些旷日持久的问题，但是从那之后，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正在把他的恐惧转变成一种更加活跃的东西，而且在生理层面上也是如此。我们认识到，邦的小说（如《白房子》、《灰房子》）深深地植根于他的个人记忆，我们也会感觉到那种伴随他的写作的恐惧心理。　　

　　无论我在哪里，总有一个小伙伴伴随着我。那是一只浑身黑色的小狮子狗——它像个孩子似的，我们叫它“头头”——我已经忘记我是从哪儿把它弄来的了。当我很晚回家时，它会在它的小睡篮里直直地站起来，用具有穿透力的、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问在没有带着它的情况下，我去了哪里。在有些日子里，它净给我惹麻烦，因为它喜欢那些永远不会落到离房子很远的苹果。那时候的大街满是闪闪发光的马车，而不是汽车。我的小“头头”会箭一般冲入大街，然后折回来——它那小得不能再小的嘴巴大张着，叼着一个对它来说大得不能再大的苹果——它像一只黑色跳蚤一样地飞奔过宽阔的广场和街道，直到它发现某个安全的角落，然后把苹果吃掉；而我呢，我会追着它跑。不过，追它的不是我一个人，经常有路人帮我喊它：“哦，啦，啦，可爱的头头”，他们还试图抓住它，但它一点都不害怕。　　

　　我在巴黎时，跟弗兰克·魏德金德在一起的时间最多；④不过，那不是一开始就是那样的。我是在匈牙利侯爵夫人家里碰见他的，我陪他还有其他几个人去一家葱汤饭店吃饭。在饭店里，我们继续投机的交谈，直到次日凌晨。但是，他对我产生了误解，后来他相当开朗地说过这事，但他没有任何给自己赦罪的意思。（后来，我在一个短篇小说中把这情景写成了一个场景。）在拉丁区的某个咖啡馆前面有一些表面黏糊糊的大理石桌子，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他坐在其中一张桌子的旁边写诗——这些诗后来收入了诗集《绞刑架之歌》——如挽歌《是的，我杀死了我的姑妈》，但这位姑妈已经年迈、头发花白——“这是我的青春啊，嗜血的法官，今天你把它从我这儿夺走。”魏德金德有一双屠夫一样的手，但他的心是温柔的、柔软的。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没有长久的居处，所以他往往会坐在女店员中间（这种叫法已经不用了），希望她们中的某一个会在咖啡馆关门时，钱包里装满了钱，然后好心地带他回家，供他吃、住，再给他一点爱的温存——哪怕只有一次。不过，你也可以在别的地方看到魏德金德。如，他曾经带着我去全巴黎最贫穷的街区里的一个最简陋的房间，他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他这么做，没有显示出一丁点的骄傲，这使我感到很高兴：这是60岁的乔治·赫尔威的寡妇的房子。那老太太被水肿病折磨着，他给她带去了精心挑选的饭菜。⑤　　

　　如果我们决定去拉丁区或蒙马特区的夜总会玩，我们往往会跟一到两个新闻界的朋友一起去，因为那儿的妓女总是很有趣，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们的开放和坦率，那不仅是她们职业的一个特征，而且是人性本身的一种表现，即去掉了自轻、羞涩以及鬼鬼祟祟；二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出法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弥漫于从上层到底层的整个法国社会。这使我们跟偶遇的“下层”社会人物之间所进行的交谈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经历。因为“上流”社会也是如此。贵妇人们在待人接物上最有礼貌，甚至在深夜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尴尬的情形中。比如在街上碰见某个男人时，她也会保持礼貌，因为任何一个巴黎人都会为自己不能像绅士一样生活或误解这种生活而感到羞愧。不过，伴随着这种印象，人们同样强烈地意识到，最好是任由事情发展。他们不会因为受到诱惑而想着去更多地了解某人；传统文化的种种表现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人们把许多内心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东西留在内心深处。这跟我在俄罗斯所取得的印象完全相反。在柏林之后，巴黎是我生活时间较长的第一个通都大邑。我在巴黎所获得的所有经历都跟在那之前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照。巴黎那无法言表的魅力具有某种过来人的成熟之美，对于我来说，这种魅力就像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不断地换戴新首饰；在青春光彩已经不再的时候，她依然装饰着珍贵的珠宝，去抵御锈蚀或虫蛀。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2)

　　我曾去卢浮宫参观过几次，有一回我在街上碰到一个人。我想说说她的故事。她是一个老妇，来自阿尔萨斯，她用卖花所得的钱来供养得了肺病的儿子。⑥有一天晚上，我顺道去他们的住处看望他们，发现她刚刚被人从大街上抬进来，已经失去了知觉。那只盛装着鲜花的大花篮就在她身边，我当即决定替她去卖花。男爵夫人索菲正好跟我在一起，她也同意我的计划——我们穿上那老妇的衣裳。到次日凌晨2点半，我们卖掉了最后一枝花，利润还挺可观的。这些花都卖给了拉丁区里坐咖啡馆的男人们，现在他们都跟我挺熟的。经过这件事，我发现：当那些男人面对两个幽灵一样的新的卖花女郎时，表现出了完美的绅士风度。我跟索菲的个子都很高（她甚至比我还高些），与那些小巧玲珑的法国女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问了我们许多友好的问题。直到第二天，我们才从新闻界的朋友那儿得知，我们没有任何执照而公然卖花，居然没有被当场抓进监狱，是极为幸运的。　　

　　在巴黎的俄罗斯人聚居区，我结交了一个朋友，他是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他曾被指控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从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经过四年的强制劳动，他最终来到了巴黎。他的名字叫萨威利，他强壮得像一棵大树，能用他那闪闪发光的牙齿从墙上把钉子拔出来。他介绍我认识了在巴黎的所有俄罗斯移民。六个月之后，夏天炎热的太阳开始照耀得我们无法忍受，我和萨威利一起匆忙逃到了瑞士，因为在那儿度假比较便宜。我们爬上了苏黎士附近的一座小山，在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我们在那儿以奶油、奶酪、面包和草莓为生。只有寥寥几次，我们返回到苏黎士，在某家宾馆的饭店里大吃一顿。在那些田园诗般的日子里，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我们赤足而行——像往常一样走在阿尔卑斯山软绵绵的苔藓上——我们漫步走过一段山坡，进入了一片四处蔓延的黑莓地，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注意到黑莓。此时天色已暗，我们却再也弄不准回家的路途。我们每走一步、每停一步，都要发出痛苦的呼号。最后，当我们回到那个柔软的草坪上的乐园时，不禁泪流如注。　　

　　在那块小小的黑莓地里逗留期间，我心里升起了某个像憧憬又像回忆的东西——就好像我体验到了一个人由洞天福地陷入悲惨世界的过程，体验到了那种被抛弃、被剥夺的感觉。当我们擦着脸上的汗水、脚上的血水时，萨威利高兴地说：“我们应该请求黑莓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绕道而行，而是践踏了它们；我们本应该用嘴唇亲吻它们的。”这话使我们忘掉了烦恼。我安慰他说：“是的，难道误解不是整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吗？”因此，我们一会儿发笑，一会儿发怒，在人生的草莓丛中自由自在地踏上新的大胆的征程。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到处周旋，人们都为我们的晒黑而感到惊讶，那时晒黑还不像现在一样是一种时尚。从那以后，直到晚秋，我又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许多事情都使我感触颇深，我似乎生来必须要遭受这些事情。不过，那时，在夜深时，有个人似乎在呼唤我——我得走了。我从来没有从理性上去弄清这事情每次是为何发生的以及何时发生的——不管我多么喜欢周围的人和事，喜欢到向他们敞开自己的整个身心。他们中总有一些不速之客，到来后却又不耐烦地要提前离开。如果不是一个女作家朋友保留着我当时写给她的一封信，如果这封信不是在不久前又回到我手上，我是不会回忆起我回到德国的那个夜晚的，也不会清楚地描写当时的情景。那封信写于1894年10月22日，地点是施马根多夫。　　

　　“自从我由巴黎来到施马根多夫，已经三个多星期了——我是悄悄离开的，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为此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我把行李箱留在车站，一个人跑了出来，沿着寂静的道路穿过黑暗的田野，到达了这个村庄。这次步行离奇而美妙。尽管由于天黑我什么也看不到，但我在落叶和暴风中感到了秋天的存在，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在巴黎，现在还是“夏天”呢。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丈夫用来照亮高高书架的明亮灯盏依然燃烧着。我在街上能清楚地看见他的脑袋。门像往常一样虚掩着，我悄悄进了门。我们的小狗罗德大声吠叫着冲出起居室——它听出是我的脚步。它已经变成了一头高大魁梧的真正的怪物，除了我和我丈夫可能不会再有人认为它是可爱的了。那天晚上，我们彻夜未眠。外面天光渐亮时，我在厨房里生了火，擦亮那盏被煤烟熏黑了的灯，随后出门走进了小树林。早晨的浓雾依然张挂在树林里，一头长满斑点的母鹿静静地穿过松树林。我脱掉了鞋子和袜子（在巴黎，你不可能那么做），感到非常高兴。”　　

　　在那些年头里，跟我真正亲近的女性朋友是男爵夫人芙丽达。⑦1908年，她刚刚进入50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我逗留巴黎期间，她刚刚从德属东非逗留回来，跟我一起呆了一段时间，她妹妹就是跟我一起卖花的索菲。次年，她来俄罗斯看望我、我母亲以及我的兄弟们。后来她跟我哥哥尤金成了关系不一般的亲密朋友。她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非正常死亡的。她妹妹叫玛格丽特，死时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⑧她想去抢救一个落水男孩，自己却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尽管芙丽达具有男子汉似的坚强意志，尽管生命的冲动使她在年轻时甚至去了东非，但她性情忧郁。她有时显得精力充沛，有时又显得精疲力尽。她喜欢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她是一个老朽家族的一员，由于整个家族崇尚服从和自我牺牲，它终将完蛋。　　

　　1895年，我和芙丽达还一起在维也纳呆了几个月——当时我刚刚从彼得堡回到那儿。由于长期混迹于柏林的文学圈，我们跟维也纳的作家席尼茨勒也早已熟识。我在巴黎期间，曾跟他通过几次信。他带着我转了一些地方。除了个人之间的拜访，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呆在咖啡馆里，去了解维也纳文化生活中最具有特征的方面。我住在圣·斯特凡大教堂附近的一家非常高级的宾馆里，用了顶楼的两间装修精美的小房间。在彼得·阿尔腾伯格写的第一本书《如是我见》中，那两个房间的情形以及我和朋友们在里面长达数小时谈话的情形都写到了。如果我不得不把维也纳的气氛跟其他大城市做比较的话，我会说，我觉得它的明显标志是理智和色情的汇流。在其他地方，普通人和专业人士或学术人员是有区别的；而在维也纳，普通人也明显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优雅的风度。这样的魅力和风度造就了可爱的年轻人，把他们提升到了色情主义的氛围之中；一方面他们以最严肃的态度把自己奉献给了他们的职业，另一方面又呼唤某种情感的冲动，这样的情感和行为往往会磨钝目标远大的雄心的锋芒。不过，这会给男人们留下发展彼此友谊的空间——尽管男人们会为爱情和荣誉竞争，但友谊似乎是非同普遍的。席尼滋勒很适合于这样的环境：也许友谊是我们生活中最明亮的方面，但对于他来说，连友谊也带着忧郁。尽管如此，如果他的内心不那么分散，如果他在知识上的魅力和优雅的风度能更加持续地引导他在一条道上往下走——不管是走向爱情还是走向雄心，他都可能在精神上使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　　

　　阿尔腾伯格站在我边上——虽然这并不表示友谊。人们跟他在一起时，既不会想到男人也不会想到女人，只会把他看成另外一种存在。关于他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得用它喝水（Mon verre est petit，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⑨只要我们强调的是“小（petit）”，而不是“我的（mon）”，那么这就是一个准确的判断；因为阿尔腾伯格作品中那使人激动的新东西取决于某种神秘的方式，他用那种方式阻碍了两性关系的内在发展，把他们的幼稚病变成了他自己的诗歌特性，他在自己的人格特性中充分表达了这种诗歌特性。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3)

　　后来，无论我何时来到维也纳，我总是跟玛丽·冯·艾伯内在一起。⑩最后一次是在1913年。几年之后她就去世了。我是从她的侄女金斯姬侯爵夫人那儿得知她去世的消息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跟她在一起度过的平和时光——我怎么来表达那种平和呢？它是从她那儿散发出来的。当你看着她的时候，就好像她在故意地把自己尽可能地变小，就好像她抬起了花白的头颅仰望着什么，那双无限智慧的眼睛尽可能流露出谦逊的目光；所以，没有人会意识到那坐在他们前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好像保守秘密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从她那儿得到的不仅是一种神秘意识，而且是一种发现意识——这两种意识都保存在她温暖的内心世界，而在她的语调、语言、目光以及手势中，都有不断的、隐秘的表现。维也纳的环境美不胜收，几乎给人以身在乡村之感。在那儿朋友们也可以频繁地见面。我一直希望周围有森林、宽阔的田野以及阳光，让它们把我体验的杯子盛得满满的——甚至还有高山，我很少在山里呆，只有小时候跟父母一起路经瑞士时有过几次短暂的逗留。在1895年的冬天，我再度来到维也纳，而在次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奥地利的山林里。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一起，进行过一次步行长途旅行，那是从维也纳出发前往威尼斯，至今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那次旅程很缓慢也很悠闲，一路上的印象短暂而强烈，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记忆之中。我们得在天黑前到达罗特加尔登冰河，但我们耽搁了，因为我们在草地上警觉地发现了野牛的足迹。我们叫来了所有被野牛的消息激动起来的当地居民，大家拿着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武器，共同来对付那头野牛。几分钟之后，野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它就在山的对面，跟我们隔着一道深深的峡谷，它侧着身子警觉地站着——看上去强壮而令人着迷。用以前的话来说，它“像神一样”。尽管它跟我们隔着安全的距离，但我们能观察到它，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当我们在罗特加尔登冰河上的巨石之间跋涉时，尤其是当我一个人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一直想着那头野牛。我们俩相互询问，在那些巨石之间，是否隐藏着可以歇息的传说中的小屋。　　

　　我对乡村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三个转瞬即逝的春天，那是我从意大利往北经过德国旅行时得来的。欧洲南方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成功地穿过我的意识。尽管南方的冬天都像北方的五月似的，但我们仍然会感觉到冬天到春天之间的季节交替，其间根本就没有夏天的位置。在所有可见的事物后面，有一种不可穷尽的东西，每一个季节都会招来这种东西。它使我感到：如果人具有更加深刻的接受机制，如果人对细微的差别更加敏感，无穷无尽的世上万物就会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因此，我更喜欢的还是中欧的气候。冷静的天气容易使你变得烦躁不安。你得不断地重新开始，擦去雨水的痕迹，敦促正在发芽的柔荑花迅速开放。我高兴地问候紫罗兰以及其他所有感伤的事物：我的心很安宁，充满了忍耐，甚至有更深的快乐。　　

　　我至少可以说说我那时所体验的第三个春夏之交的情形。我从小就喜欢北方的夏天。它既可以说是漫长，又可以说是短暂；它展现得明亮、持久而完美，不容我们忽视它。当我们听见深夜里布谷鸟的叫唤时，听见庄稼汉收工回家的路上所唱的小曲时，我们所想的不是“快点，趁着那太短暂的夏天还没过去，做点事吧”，而是感到自己超越了时间和季节的转换，超越了昼夜之间、早晚之间的争吵。在家里，不管在哪个季节，我都想一个人呆着，我每天得写一篇散文，早先时候我要写的是剧评。有时候，我得漫步穿过要么白雪皑皑、要么绿意稀疏的田野，因为芙丽达住在她的亲戚安娜男爵夫人的房子里。属于她的那两间房子里放满了最漂亮、最与众不同的什物，有的是她的家族留传下来的，更多的是她刚刚从东非带回来的。早在1896年，我们就决定一起在慕尼黑呆一段时间。正是在慕尼黑，我遇到了第二个真正关系亲密的同性朋友。从那一年开始，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我们几乎是同龄）；我们的友谊还将保持下去，直到离开人世的日子。　　

　　海伦来自拉托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暂时跟她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慕尼黑。读了托尔斯泰的《克劳采奏鸣曲》（Kreutzer Sonata）之后，她写了《一个女人》（Eine Frau）。她认识许多德国人。一年后，她跟一个建筑师订了婚。很久以后，海伦离开哥廷根，在柏林呆了几个月，她的家变成了我的家。海伦与芙丽达之间的差别就像是一个金发少女跟一个黑发少年之间的差异。芙丽达渴望冒险，所以她到了遥远的国度，而海伦的座右铭是：“上帝已经帮我安排好了一切”——就好像她的内心已经被爱情的力量决定了：做个贤妻良母。我跟芙丽达也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俩常常争论，当然争论之后总是有收获，对于争论我比她感到更加舒服些，因为她本以为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很相像。某种深刻的、隐秘的亲和因素把我跟海伦连在了一起，但这并没有阻止我选择了一条跟她完全不同的道路，也没有在我们之间制造真正的分歧，因为她那富于爱的本性深深吸引着我，她对我毫无保留，甚至在我表现得像个魔鬼的时候，她都能容忍我。　　

　　在慕尼黑，人们的公共生活没有像在巴黎或维也纳那样广泛；宽阔而美丽的街道显得更加空旷，就好像它们在召唤人们走出家门，在它们身上聚集。在慕尼黑，人们发现自己不属于土生土长的“慕尼黑人”，而属于所有的德意志民族。社交生活往往在一些文人的家里举行。我成了奥格斯特·恩德尔的一个关系特殊的朋友，此人是一个艺术商人也是一个建筑师，后来当上了布雷斯罗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一直跟我有联系，直到去世。　　

　　朋友们一起在剧院里度过了很多个夜晚。有一天晚上，瓦塞曼带来了一个新的朋友，他给我们介绍说：这位新朋友名叫瑞内·玛利亚·里尔克。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注　解(1)

　　①　格哈德·霍普特曼（1862-1946）的小说《信号员提艾尔》、威廉·伯尔舍的《正午的女神》以及布鲁诺·威尔的《杜松》这三部作品都是在梦一样寂静的氛围中构思出来的，那种氛围是布兰登堡的三月的丛林所造成的。正是霍普特曼的社会剧《日出之前》使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在德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霍普特曼曾给莎乐美留言说：“我亲爱亲爱的女人，你一定要来看我！格哈德”这揭示了霍普特曼与莎乐美之间（完全是柏拉图精神恋爱似的）友谊关系。当霍普特曼被自己对荣誉的渴望所掌控时，莎乐美与他保持了距离。阿尔内·加尔伯格（1851-1924）和其他一些挪威作家试图在文学中应用纯正的挪威语言，摆脱丹麦语的影响。他于1890年来到德国，他的创作一开始受自然主义和颓废主义的影响，后来他在《疲倦的灵魂》中重新引进了宗教的成分。霍尔达·加尔伯格将莎乐美的书《易卜生的女性形象》译成了丹麦语，加了一个由她丈夫写的序言，在1893年在哥本哈根出版了它。1890年，布鲁诺·威尔（1860-1928）创建了“独立人民剧院”，上演了易卜生的《社会栋梁》。1894年他拒绝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将剧院更名为“新独立人民剧院”，其目的在于将艺术带入工人中间。在莎乐美的稿纸堆中，人们发现了一张不知道谁画的漫画，画的是威尔在2000年的形象，他身穿睡衣，牵着狗，腋下夹着一本手稿《纯粹方式的哲学》。他的朋友威廉·伯尔舍（1861-1939）于1887年到达柏林，并于同年出版了《诗歌的科学基础》。伯尔舍的小说《正午的女神》出版于1891年，是一部反精神崇拜的作品，其中融入了一些自然诗的因素。1898年，莎乐美在《未来》杂志上撰文评论了他著名的三卷本作品《自然中的恋爱生活》中的第一卷。　　

　　“哈特兄弟”指海因里希·哈特（1853-1906）和他的兄弟裘力乌斯·哈特（1859-1930），他们是评论家，也是诗人。从1882到1884年，他们集中在期刊《批评会》上发表文章，试图澄清并评估当时的文学潮流，与方坦纳一样，他们可能是80年代最重要的评论家。瑞典作家欧拉·汉森-马尔霍姆（1860-1925）从1889年到1900年生活在弗雷德里克舍根（FRIEDRICHSHAGEN），他支持丹麦作家，尤其是雅各布森，但反对自然主义者易卜生和勃兰兑斯。斯特林堡鼓励他写有关尼采的书，当时他正在德国写作，他的妻子用劳拉·马尔霍姆的笔名写戏剧和短篇小说。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在莎乐美于1892年遇见他时刚刚从瑞士来到弗雷德里克舍根。斯特林堡于1893年在柏林有了第二次短暂的婚姻，一年以后前往巴黎。阿诺·霍尔兹（1863-1929）于1890年写了剧本《色里克一家》，为自然主义戏剧提供了一个范本。在著作《艺术的本质与规律》中，他宣称：“艺术必须再一次成为自然。”他写于1896年的喜剧《社会主义贵族》讽刺的是弗雷德里克舍根的贵族阶层的社会主义者。在写于1890年的小说《在布拉特那的最后一名德国人》中，福里茨·毛特纳（1849-1923）描绘了他家乡的德国人的生活状况。在1869年成立独立戏剧联合会后，他成为了同名杂志社的主编和社长。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易卜生的《鬼魂》，第二部是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1894年他接管了德意志剧院。霍普特曼于1893年在苏黎士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早期作品与自然主义联系很紧密，里尔克于1894年与他在沃普斯威德认识。奥托·艾里希·哈特勒本（1864-1905）是一位剧作家。“莫卜琛”是他后来的妻子的昵称。尤金·库赫内曼（1868-1941）是一位文学史家，曾于1895年出版著作《赫尔德传》。他在此书的序言中说他“最希望”看见他的书能放在“年轻艺术家”的手里。　　

　　②　乔治·勒德布尔出生于1850年，是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学家，当时他是《社会—民主报》的编辑，因为他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者之一，后来他拒绝与共产党合并，于1924年创立社会主义者联合会。1933年，他搬到瑞士，1947年在波恩去世。　　

　　③　1887年，演员安多瓦内·安德雷在巴黎创立了自由剧院，这家剧院上演的是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的戏剧。莎乐美透露说，是她把汉森（1859-1952）介绍给他后来的出版商艾尔伯特·兰根的。那时汉森已经出版了他第一批成功的小说：《饥饿》、《神秘人》和《新土地》。赫尔曼·邦一开始是在他的丹麦故乡做导演和新闻记者，后来成了自然主义的理论家。　　

　　④　魏德金德因他的第一部戏剧《春天的苏醒》而出名，这是他于1891年在慕尼黑创作的。“后来我回到巴黎，做了一个丹麦画家和艺术商人的秘书，他叫威里·格雷托尔。”有一回，莎乐美对魏德金德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不顾自己名声的人。”第二天——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魏德金德穿戴整齐，前来请求她的原谅，于是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莎乐美在她的巴黎日记上写道：“魏德金德来看我，一起讨论创作戏剧的事情。”8月4日，莎乐美又曾提起与魏德金德合作创作戏剧的计划：“晚上，魏德金德来这儿谈戏。”不过，关于这部戏，莎乐美只提到了自己这一方的工作。在瑞士的山里与俄罗斯医生萨维利在一起时，她不仅写完了这部戏，而且还清楚地抄写了一份，并做了修改：“早上，完成戏的修改工作。”她曾向在巴黎的俄罗斯熟人朗读过这出戏。然而，10月7日，她在柏林又继续把这部戏改成了一部三幕剧。那之后，她曾再次提及此剧。此外，我们对这部戏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它的原稿没有留存下来。　　

　　⑤　著名政论作家赫尔威在1848年以前的几年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巴登起义中扮演了一个算不得光彩的角色，起义溃败后，他差点儿进了监狱，是他的妻子救了他。　　

　　⑥　回到德国之后，莎乐美于1894年10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以便为他们提供资助。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你愿意帮我一个忙的话，请采用我写的故事，每一字都是真实的。我在为这两个我所喜欢的可怜的人攒钱。”　　

　　⑦　芙丽达·冯·布罗男爵夫人曾于1887年跟随她的兄弟去东非的殖民地（是由卡尔·彼得斯为德国夺取的）。她是于1892年初见到莎乐美的。那年5月之后，她的兄弟参加了非洲的战争，所以1893年6月，她再度去了非洲。1899年夏天，莎乐美、里尔克与她曾一起住在比贝尔伯格，并一起筹划漫长的俄罗斯之行。芙丽达·冯·布罗男爵夫人的小说有一定的重要性，这些作品的基础是她对非洲的印象以及她与卡尔·彼得斯的个人交往情况。　　

　　当芙丽达·冯·布罗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写道：“当一个人亲身体验到有多少哀伤、痛苦以及无助会降临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时，他会变得很沮丧。在过去的6天里，我所受的折磨比我这一生前51年所受的还要多。我甚至渴望死。”她说“有两个隐约的阴魂一直站在床边”。一个告诉她她不能“保证她妹妹索菲过得舒适、愉快”，而她是多么想让妹妹过得好啊；另一个则说：“你很快就要跟所有的一切告别了。”　　

　　“亲爱的，我冒昧给你写这张有点灰暗的便条，作为对你的一个小小的问候。我真的认为，当人们回首往昔时，大多数人会认为童年是最美好的时光。两个同一类型的人能一起度过童年时光，那的确是乐园啊。也许你不能说，下一个人生阶段，即青春期也会有那样快乐的感觉，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旺盛的性欲能否与智慧的创造相匹配。我一直在想：正是在这些青春岁月里，我们将内在的自己从生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勇气和热情是青春的两大美德。后来，我们偶尔为自己活，更多是为孩子、工作和其他的东西活着，从那时起，严格地来说，我们其实已没有活下去的必要。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会对那些认为物质生活重要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心中最精彩、最动人的经历不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一切事物，在某一时刻都会外化成物质。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在往这方面发展，即使是不太具有天分的科学家也对玄学的东西感兴趣。以前的情况也一样。半个世纪前，我们还年轻，科学教条的荒原上站着的是盲人，他们甚至看不到就在自己鼻子前面的东西。　　

　　“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亲爱的——每一个小时对你来讲都是那么难熬啊！每个都像难以承受的重荷，一直压得你直往下沉，直到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实际上，我们已忘记了另一端的存在，而且忘记了正是重压才能使天平保持神秘的平衡。由于这些重压的特殊性，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那是很可怕的。惟一的安慰可能是你心中有数：平衡最终会出现。即使你被可怕的铅一样的重量压倒在地，平衡也会产生！相信我的话，当重压消失后，你再回味起这一刻，你会感受到那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力量。对它的恐惧也随之消失，正如小生命一出生，母亲就立刻忘记了痛楚。坚强地与它对抗，这种情形一发生，你就集中你全部的意志来抵挡它，不必害怕。你应该坚信人都会生病但人能征服它们。这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为痛苦的过程（除非伴随着高烧，这样的话一个人会在半昏迷半清醒中经历这一切）。因为最大的难题是来自自身身体的排异反应。所有其他的苦难都是外在的，我们能应付。但是排异反应显然是个人身体内部的事，我们因此而被它所打败。精确地说，我们都不是躯壳，而是拥有躯壳，它似乎非常怪异——当它使我们体内的每一样东西都安静下来并使我们确定了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与身体是如此合而为一，以致它只能暴烈地撕碎它自己。但就事实而言，此时此刻自我与身体的种种反应是一致的，这是早已存在的事实。自我在其内部被这样塑造，在外部被这样凝聚，因此它是独立于躯体的。它将以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方式存在，并属于它自身优美的形体。精神、意志以及躯体——这些仅仅是我们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称呼任何东西为物质的，按我们粗略的意指，即是我们能用肉眼分辨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事物，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从这个阶梯上的一步——不是巨大的一步——会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性的精神，它属于思想的范畴。反过来它是镜子，种种影响和效果的受体甚至存在于这一阶梯的更高处——我们称这些为‘精神的东西’。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注　解(2)

　　“纵观一生，各种认真的人显示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远远超越了肉体，在所有人的令人叹服的努力中，他们美丽的经历，他们的自我牺牲——多少安逸，快乐，甚至生命的牺牲，都只是为了一些思想、一些爱。没有一个例子超出了自我保护的圈子——只有有生命的能做到这些。这种自我保护会被保留、普及，但它并不高高在上。不，它仅仅是自我，早已在很久以前就集中在别的地方，在那里它被保护、被挽救，并按它自己的法则成长。即使是那些身体很健康的人，它们也会在成长岁月里彻底消除自我，以至于在表面上自我似乎很难显示。躯体仅仅是抵制它，囚禁并阻挡它。所谓“囚禁”就是你现在因为疾病而感到恐惧，你必须让所有的事物都一直围着你转——如此牢固如此频繁——这样我有时就会沉浸于恐惧和痛苦中，从而非常焦急。我想拥有你！我们能按我们喜欢的方式行事，但必须有耐心。我最珍视的是在你之上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使我想拥有你。你自己的本性将从中显现。那是阵痛，而不是像你的梦所经常预示的那种恐怖和卑贱。生命、永恒的生命要它如此。‘死是为了生’。在那样的生活中，我们人类是一个人，一个努力向上奋斗的人！我不能再写下去了，我是如此彻底、完全地跟你在一起……　　

　　“亲爱的，我责备自己写了这么多你可能从不希望看到的东西。但值得庆幸的是你不必读它。它不像一次烦人的交谈，因为它不必要讨论——这得视你的需要而定。我这些年来的许多关于物理学、化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想法促使我写了这些话。当这些想法还在酝酿中时，我很乐意跟你谈谈。尤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种必然性，即我们所谓的生活过程实际上是死亡过程，反之亦然——生与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器官的衰弱、死亡；器官的更新并不是生命的证据——它能被发现，例如，在睡眠中，在消化系统的疲劳中等等。因为生命的目的是‘自由’，而大量的生物都会消亡。因此，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斗争和逃离肉体’。当我们说躯体是必须的，我们的意思是：躯体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我们必须依靠它来得到一个反映生活的可见的影像。但是生命的存在仅是为了对抗肉体，它仅在一定程度上，在所谓的肉体‘死亡’之时才出现。从消亡的范围和程度上来说，有机物或者说精神的有意识的东西跟无机物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别。那是物质成分的疏松结构的消解；用另外的话来说，为了体现生命，为了取得自由，这些结构不断解体。一个人能用下面的一段话来定义任何事物的组织及其精神：‘通过死亡获取生命’。在这一争取自由的过程的最后阶段，即在疾病中或在老年时期，大部分器官已死亡。由于这种物质状态的解体，生命变得几乎完全没有意义。难以想像还有任何东西存在于躯体之内。（不那么残酷的表达是：‘有什么东西仍然在死亡’。）在那一点上，我们仅仅能看见负面因素：这些负面因素本身并不会在实际中表现出来——它们正在逃离现实。但正是在这一点上，生命随时准备以最积极的态度去取得自我——自我的中心。这些我们只能通过直觉体验，因为它缺乏我们借以识别它的迹象和实物。”　　

　　⑧　1884年1月，年仅24岁的她死于一次救援活动。玛格丽特·冯布罗和她的姐姐相比，更有天赋和创作力。　　

　　⑨　阿瑟·施尼策勒（1862-1931）在1893年以其戏剧草稿《阿纳托尔》（Anatol）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写了戏剧《童话》（神化传说中的人物）。莎乐美在1894年4月写给他的信中提到过这些作品。——理查德·比尔-霍夫曼（1866-1945）在那时仅仅出版了《中篇小说集》。1900年，年轻的里尔克对他的重要小说《乔治之死》产生了兴趣。胡格·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的诗和短篇戏剧已获得了成功。菲利克斯·扎尔腾（索尔兹曼）（1869-1945）是一名随笔作家和小说家。彼得·阿尔腾伯格（理查德·英格兰德）（1859-1919）出版了第一部随笔集《沉思》，第二年即1896年则出版了《如是我见》。受到莎乐美赞赏的戏剧可能是《两个陌生人》，有文学收藏价值，但是没有出版。关于阿尔腾伯格（按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所说）的名言可以在早期的印刷品《如是我见》标题页中找到，是这么说的：“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得用它喝水。”　　

　　⑩　玛丽·艾伯内-埃申巴赫（1830-1916）在她18岁时写了大量著作，从1876年的《博彻娜》开始，继之以1893年的《没有信仰》，其后是1901年的短篇故事集《晚秋的日子》。莎乐美在《与现代妇女格格不入的异端思想》一文中，表达了她对玛丽·艾伯内-埃申巴赫的钦佩和尊敬之情。这篇文章发表在1899年2月11日的《未来》杂志上：一个现代妇女以一名作家的身份进入了竞技场，“正在用一种大得可怕的内在力量，不断地与她生命的本性和素质进行竞争。当我们跟她面对面接触时，她仍然给人以玫瑰怒放的印象，散发出某种比繁多的花朵更珍贵更难以取代的气息。我能记得第一次遭遇这个问题的时刻。那是1895年，在维也纳，在一间安静、古老而又雅致的房间里，我与一位年老的女作家相对而坐，评论家所说的“以女性的方式写作”可能并不意味着对她的批评。那么她按男性的方式写作吗？喔，不是的。但当我们注视到她深邃、充满智慧的双眼，当我们看到她友善的嘴唇上挂着的难以言状的优雅的微笑，我们会突然发现在某些作品所描述的她的伟大价值是多么微不足道；所有那些纸张就像是苍白、娇弱的玫瑰花瓣，从深深扎根于泥土中的坚固的枝干上飘零洒落在四季的风中。我亲吻过一个诗人的手，那是一位充满了思想的诗人，她就是玛丽·艾伯内-埃申巴赫。”　　

　　在她从1895年到1913年写的短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玛丽·艾伯内-埃申巴赫对莎乐美在为人和作文两方面的水平有过高度评价。她写于1901年8月7日的信尤其感人至深：“尊敬的夫人！在一段长时间而又繁重的工作后，我最后允许自己得到一阵子的歇息。莎乐美的《玛》是我读到的最优美的故事之一。‘在当代作家当中，莎乐美是最有天分、最有心理深度’的（据推测，这是一句跟书一起印出来的评语）——我摹仿她创作过像尤斯宾斯基大教堂那样大部头的作品（这座教堂位于莫斯科，莎乐美在《玛》和俄罗斯旅行日记中曾提到过）。充满灵感的夫人，我万分尊敬您的艺术和智慧。智慧总是一位施舍女神，她使你想到这个奇怪的孩子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不起的玛在她女儿离去之后，返回到孤零零的公寓中的时候，那个孩子小小的身影令人欣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亲爱的夫人，感谢您写了这本书并把它送给我。通过这些，您使我知道您友善地记着我。”　　

　　1896年，她给《在另一个人的灵魂之外，一个晚秋的故事》作了评论，她说：“一个伟大的文学天才试图解决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她没有成功，但她使我们充满了敬意（摘自一篇没有标明具体日期的1916年的日记。）　　

　　从莎乐美得知玛丽·艾伯内-埃申巴赫的死讯后对她的评价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那是在1916年3月15日她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　　

　　莎乐美的第一部小品文集（写于1891年和1893年，换句话说，是从她的首次巴黎之旅开始的）写的是关于宗教心理方面的主题，如《宗教唯实论》和《神圣创造》，还有一些来自尼采后期著作中的主题。集子中的最后一部分文章是写于1893年一些戏剧评论：如关于杜塞的表演，关于威德金德的《春天觉醒》、霍普特曼的《哈内尔的升迁》以及其他一些作品。它们大多在佛瑞·布恩剧院（独立剧院）上演过。一开始由伯尔斯奇任编剧，接下来是居鲁士·哈特，再后来是威尔。此处提到的“每日随笔”是直到她与马克思·瑞恩哈迪特熟识（从1906年开始）才写完的第二批戏剧评论。其主题是关于宗教和文学的心理学以及妇女问题、俄罗斯事件等等。这些文章都刊载在大量的期刊杂志上。从1911年开始直到她写作那些关于深度心理学的随笔为止，大多数相关主题的文章都发表在《文学回声》杂志。　　

　　男爵桑克马·冯·闵希豪森的母亲通过里尔克的信而出名。莎乐美与安娜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去世为止。　　

　　海伦·冯·考洛特-海顿菲尔特1865年出生在尼文利亚。她的《一个女人：生平研究》一书可能写于1890年。她与建筑师奥托·克林根伯格在1897年结婚，从1899年开始，他们居住在柏林，里尔克曾拜访过他们。1946年4月，她在默克伦伯格的一个小村子里去世。她是1943年柏林遭受严重空袭的时候逃到那儿的。莎乐美回忆录中的这番话类似于海伦后来写给她的一封信中的感谢辞：“你是我的思想源泉，并将永远是我的思想源泉。我从未能表达出对你足够的感谢，我只能把自己当作你的追随者。”　　

　　爱德华·奇斯林伯爵（1855-1918）直到那时只出版过一些带有自然主义情绪的小说。他的煌煌巨著，包括戏剧和小说，在1903年以后才首次与公众见面。里尔克对他的访问是很晚的事，当他还住在慕尼黑时没有能够见到他。恩斯特·冯·沃尔佐根（1855-1934）写了一部波希米亚风格的悲喜剧和一些社会小说以及一些其他作品。1900年他在柏林创办了“超级歌舞场”，把蒙马特歌舞场改造成了较高水平的德国版。奥格斯特·恩德尔为他在柏林修建了剧院。米切尔·乔治·康拉德（1846-1927）以另一类作品著名，如1895年的《紫色暗影》，这是一部未来主义风格的神怪小说。他的杂志《社会》创办于1885年。直到世纪之交，它是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拥有大量的合作者，包含最多样化的观点，由威廉·弗里德里希在莱比锡出版；威廉还出版了《为上帝而战》一书。雅各布·瓦塞尔曼（1873-1934）在1897年出版了一部关于他出身的小说《泽恩道夫的犹太后裔》。他后来因《青年瑞内特·弗克斯的故事》一书而更为出名。　　

　　奥古斯特·恩德尔（1871-1925年）来自柏林，在图宾根和莱比锡学习神学、心理学和哲学。1896年他生平第一次去意大利，在他回来后，出版了短篇小品文《论美》。莎乐美在读了他的作品后，大概是在1896年秋，情不自禁去看望过他。就在此时，恩德尔开始认识手工艺人赫尔曼·奥伯瑞斯特；赫尔曼·奥伯瑞斯特劝说他将理论付诸实践。在奥伯瑞斯特和其他人的努力下，他对一种新的艺术手工业和新的建筑风格产生了兴趣。在莱比锡的伊尔维瑞工场是恩德尔首次设计的建筑物之一。他设计的建筑物大部分在柏林。1908年，在柏林，他写了《大城市之美》一书。他还对诸如《被劳动分工毁灭的生命》之类的论题感兴趣。1918年，他成为了一名在布瑞斯劳艺术学院的教授和校长。恩德尔1924年在长期的病痛折磨后去世。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和里尔克在一起(1)

　　让所有的事物都降临到你头上吧：　　

　　美丽和恐惧　　

　　一段时间，有人一直匿名给我寄来一些诗作，投递的地址是慕尼黑的所谓　　

　　“皇家花园”住宅区；我是1897年年初到达那儿的，目的是为了跟我的朋友芙丽达生活在一起。有一回，在一个春天的傍晚，雅各布·瓦塞曼介绍我跟里尔克认识。戏剧演出结束后，①我认出我收到的第一封信的笔迹就是眼前这位作家的。里尔克当场给我朗诵了他的一些别的诗，其中有《基督的幻景》。他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就夹着一些诗，我不是很喜欢它们。尽管其中有些诗还收入《社会》一书，而且他还给我寄来了别的一些。但是在后来的年头里，我们俩都找不着它们了，甚至有出版商帮忙也找不着，我们觉得它们是遗失了。　　

　　不久，里尔克和我开始在附近的山林里找到了一个住处。在搬到沃尔夫拉茨豪森之后，②我们把我们的小家再次作了整修。一开始芙丽达也跟我们住在一起。在第二个住处，我们的房间在农场里的牛棚的上面，是沿着山坡建造的。在我们后来拍摄的照片中有一头母牛——它没有朝牛棚的窗外张望，不过，窗外站着一个年老的农妇。站在屋顶上方，你可以看见那条往回伸向村子的道路。在这一切的上方，我们的旗帜迎风飘舞，那是用粗糙的亚麻布做的。这面旗帜是奥古斯特·恩德尔帮着做的，他很快就成了里尔克的朋友。他还用漂亮的毯子、枕头和一些其他的家什，帮助我们装饰了我们那三间连在一起的房子。临近秋天的时候，我的丈夫带着我们的狗“罗德”，来住了一阵子。雅各布·瓦塞曼跟其他人一样，也时不时来看望我们。在我们的第一个住处，我跟一个从圣彼得堡来看望我的人学过一阵子俄语（我不怎么喜欢那人）。　　

　　尽管里尔克那时已经写下并发表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包括诗歌和小说，他还在编辑一本叫作《菊花》的期刊③——但他给人的印象主要来自一个年轻人本身的素质，而不是来自日后大诗人的气质。从他的人生之初、从他的孩提时代起，他一直感到诗歌的牵引，那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招引。他从来不曾失去过这种使命感。不过，正是由于他具有这种确切的梦想，他从未高估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梦想只是一再地鞭策他去不断地进行新的努力。他的作品中有着新颖的技巧，他一方面跟词语搏斗，另一方面也被过度的情绪所俘虏。而这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当我们无法充分表达某种内心感受时，我们就称之为“情绪”。这种情绪的边界是由他自己的本性划定的：人们也许会说，它仍然是一种技巧上的需要。因为它也来自那种属于他自己的、深刻的诗歌创作能力。例如，纵然沃尔佐根曾经在一封幽默的信中称里尔克为“纯洁无瑕的里尔克、完美无缺的玛丽”。但在里尔克的天性中，丝毫不给人以女子气和孩子气的印象，相反他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概。他一方面具有绅士风度，另一方面具有控制自己、掌握局面、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他对来自外界的影响或者威胁性的、陌生的事物的态度有点羞怯，但这并不跟他的本性相抵触。他感到这是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他要保护它；这是某种上天赐予他的东西，而不是胆怯的品性。这种态度把他的精神和意识连接了起来，使它们成了一体——普通人的角色和艺术家的角色结合得天衣无缝、融洽无间。不管哪种角色受到刺激，他的情绪总是一个整体；无论你怎样挖空心思，都不能使它分裂。除了使他自己的诗歌才华一直保持发展的态势外，里尔克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犹豫、迟疑或三心二意。因此，里尔克拥有我们所说的某种程度的“男子汉的优雅”，这种绅士风度跟他所有的人生表现永远是一致的。在那些日子里，他还能有笑容，他知道自己被人生的快乐包围着，天真无邪，无忧无虑。　　

　　后来，里尔克紧随他的目标，即追求艺术的完美。很明显，为了达到目标，他付出了内心和谐的代价。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危险毫无疑问存在于所有艺术的努力之中，而且跟生活是敌对的。对于里尔克而言，这种危险更加严重，因为他的才华被转而用来对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东西做出抒情性的表达，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他的诗歌的威力说出那些“无法说出的东西”。因此，到最后，在他作为一个人的内心的发展和作为一个诗人的才华的展开之间，存在着相互抵牾的情况。他既需要艺术，又需要人格的全面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以至于除了艺术，他把别的现实中的一切都排除了。　　

　　几年之后，这一切才变得一目了然。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渴望着诗歌，在他的诗歌中这种渴望也表现得越来越丰盈、明朗。有时候他表现得兴高采烈，但往往是几周乃至几个月都是些空虚的日子，只有揪心的等待。正是在那样的时期，我开始为里尔克担心。我觉得，任何一种工作或一个简单的活动都比空虚的等待强，因为那样的等待里充满了无用的自我谴责（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加使他心烦意乱）。我们开玩笑说，要给他找到另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并称之为“邮差决议”。不过，那时我们宁愿再度把所有的顾虑都置之度外，因为那似乎是里尔克的命运、又像是疾病的威胁，同时也带来了丰富多样的经验和史无前例的希望。　　

　　尽管我们邂逅于一个社交场合，但从那以后我们俩就生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对方。那时我们的家在柏林附近施马尔根多夫森林的边缘，④只有相当简陋的几样家当。有一条小路穿过森林，通向相隔只有几分钟路程的泼尔斯波恩，当我们赤足走在那条小路上时，会碰到驯鹿，它们会用鼻子嗅我们的口袋。在我家里，除了我丈夫的书房，厨房是惟一一个有点像起居室的房间。里尔克经常帮我一起做饭，尤其是在我做他最喜欢的菜肴，即罗宋汤（俄罗斯甜菜浓汤）的时候。以前他稍微吃得过量一点，就会生病；而我不让他敞开吃呢，他又抱怨每个月给他定的食量太小。现在他不再暴饮暴食，也不再抱怨。他会穿着肩部红色的俄罗斯蓝衬衫，帮我砍引火的木柴，或者擦干碟子。吃完饭后，我们俩会静静地继续我们各自的研究工作。我们那时研究很多东西，但里尔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深深地着迷于俄罗斯文学，他正在非常卖力地学习俄罗斯语言、了解俄罗斯风俗，因为那时我们正计划去俄罗斯进行长途旅行。⑤有一段时间，这个计划跟我丈夫的旅行计划是连在一起的，但他的计划从未实现过。大概是在1899年的复活节期间，我们三个人一起访问了我的家乡彼得堡，然后又去了莫斯科。一年之后，里尔克和我才在俄罗斯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旅行。　　

　　尽管托尔斯泰的家乡不是我们的首选停靠站，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形象使我们进入俄罗斯的大门。因为，如果说陀斯妥耶夫斯基首先为里尔克打开了俄罗斯灵魂的深渊，那么正是托尔斯泰表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是他的作品的诗意力量作用的结果。我们第一次去拜访托尔斯泰，是在他莫斯科的冬天别墅里。1900年5月，我们第二次去拜访他，⑥则是在他的世袭领地雅斯那亚·波良纳庄园，离图拉市有17俄里。虽然在托尔斯泰伯爵的家里，他个人的房间跟其他任何房间比较起来都显得更有乡野之气。只有在乡野里，而不是在城市里或房子里，他才会得到充分的体验。房屋的主人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非常俭朴，他往往坐在他自己打造的椅子里，或者做点手工活。他只吃点燕麦片和白菜汤，而家里的其他人则都在享受美味佳肴。　　

　　这回托尔斯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们三个人一起散步时，他说得很多。他问里尔克：“你目前在做什么？”里尔克有点胆怯地回答道：“写诗。”托尔斯泰把任何种类的抒情诗都骂了个狗血喷头。我们无法全神贯注地听他的訇骂，因为正当我们要离开农场时，我们碰见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情景。一个年迈的香客正在走向远方，他弯着腰的姿势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这位老人。他不是在乞讨，他只是向我们打招呼，正如许多到庄园里来的人都是出于这个原因——看看他们的教堂或圣迹。由于托尔斯泰一直在走路，没有注意到那个香客。我和里尔克的耳朵要同时朝着两个方向张开，但是我们的目光一直集中于那个香客的脑袋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转动。他走路过程中的每一次小小的犹豫都使人想起托尔斯泰。初夏的草地铺满了花朵，在俄罗斯，只有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你才会处处碰见长得这么高、颜色这么深的花朵。甚至在森林的阴影中，也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地有大片的勿忘我花，像毯子一样覆盖在沼泽地上。我有一个记忆中的情景像那些花朵的颜色一样又深又浓：托尔斯泰突然停下他那充满活力的、富于教益的话语，弯下了腰，两只手做成杯状——就好像他要去抓住一只蝴蝶，他举起一捧勿忘我花，把它们塞进了嘴里，仿佛他是在啜饮它们。然后，他让它们散落到了地上。那个农夫的话语充满了敬意，继续从远处传来，又消失在远处。他不愿意停止说话，我们似乎听见他说：“有这样的机会见到您，我感到很高兴！”我从心底里给他回了同样的感谢话：“有这样的机会见到您，我也感到很高兴！”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和里尔克在一起(2)

　　这次邂逅以后，里尔克开始注意每一个走近前来的俄罗斯农夫，他热切地希望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淳朴与深刻的融合。不过，只是在有些情况下，他的想法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一回，我们跟两个农夫一起在莫斯科参观特列恰科夫画廊，⑦其中一个站在一幅题为《吃草的牛群》的巨幅画作前，不耐烦地评论说：“母牛！我们对它们了如指掌！”另一个几乎是用一种狡黠的目光看着他，指责他说：“那些母牛是为你画的。所以你会喜爱它们，那就是它们被画出来的原因。尽管它们跟你八杆子打不着，但你得喜爱它们，你知道吗？”也许他被自己的解释惊住了，那个农夫把疑问的目光转向里尔克，而里尔克就站在他身边，正在盯着他看，用不成句的俄语说：“你知道……”　　

　　最后，我们到了里尔克似乎一直所向往的地方：伏尔加河沿岸。那儿散落着村庄——我们从南到北逆流而上，然后在雅罗斯拉维尔上了岸。在那儿，我们在一家俄罗斯农舍里呆了一小会儿，感到像到了家似的。⑧我们一次次从伏尔加汽轮上登陆，直到我们发现已经深入俄罗斯的腹地了——树脂散发着香味，白桦树的树皮完好无缺。修建这家农舍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跟别的农民一样，已经饱经风雨，而且已经被烟熏黑了。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家庭式的服务，因为他们需要现金。里屋中有一张长凳、一把茶壶，地上还有一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干草。在旁边的畜栏里，我们发现了另一堆干草，然而邻居的农妇正儿八经地告诉我们，刚才的那一袋干草如果抖散开来的话，足有两堆那么大。　　

　　难道我们不是本地农民们的客人吗？难道农民诗人多罗兹欣⑨不就是招待我们的主人吗？难道我们不能在整本整本书里写满我们带着这样浓厚的兴趣所见闻到的一切？难道我们不是一年一年地过的，而他们真的是只有日子、星期，而几乎没有月份？但是，我们常常在清早的时光里坐在河岸上，把茶壶放在我们面前的地上。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观看着小鸡，它们从隔壁的小木屋中跑过来拜访我们，就好像它们是来给我们下蛋，以供我们泡茶用的。　　

　　那些小木屋是用白桦木建造的，任凭季节使它们销蚀或暗淡。它们是“暂时停留的地方”、“休息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可以歇口气——当我们继续旅行时，里尔克渴望的就是这样的休息；为了做他必须做的事，他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休息。这儿生活着一个民族，它的历史充满了压抑和悲惨，不过，它的本性包含着谦恭和信心。里尔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内在的需要，这种需要信心十足地包含着所有强加于他的外在事件。这个民族用“上帝”来称呼他们的命运——上帝不是一种高高在上、替他们托举负担的伟大力量，而是一个跟他们亲近、保护他们的人，一个不让最后的毁灭太靠近他们的人——俄罗斯神话中的上帝“生活在你左边的腋窝里”。⑩里尔克没有从历史也没有从宗教中简单地把这样的上帝引入他新发现的周围事物中。他把自己最个人化的需要和热爱投入俄罗斯的历史和神话，直到它从他那儿爆发出来，就像是一声需要的呼唤、一首赞美的歌曲。从此结结巴巴变成了清晰的发音、变成了祈祷，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不应该被这样的事实所欺骗——《时间之书》（Stundenbuch）中的“上帝”跟里尔克在俄罗斯所发现的那个上帝并不一致。书中表达了里尔克在上帝保护之下的虔信态度，同时也表现了人变成上帝形象的创造者的情形，我们必须同时把上帝置于人的保护之下。在此，里尔克的奉献精神并没有因为宗教的假设而使人感到陌生；相反，由于这种精神无穷无尽，所有的情绪——从颤栗的谦卑到文雅的温柔——全都流进了他虔诚的态度里。这在下面这首诗中表现得最为亲切：　　

　　你从巢穴里掉落，你是　　

　　一只小鸟，长着嫩黄的爪子，　　

　　眼睛盯着我使我感到悲哀。　　

　　（我的手对你来说显得太大。）　　

　　我用手指从喷泉里蘸起一滴水，　　

　　看你是否口渴想喝，　　

　　我感到了你我的心跳，　　

　　我们俩都受到了惊吓。　　

　　下面还有几行是：　　

　　我们用颤抖的双手构建你，　　

　　把原子一个个地堆起来。　　

　　但是，谁能把你建成呢？　　

　　你这么大的一所教堂　　

　　这首诗的语调快乐而甜美，没有内心的矛盾，这是前所未有的。里尔克虔诚的奉献精神是无限的，他的诗作没有一首不是来自那份虔诚：在所有人类情感的推动下，在里尔克的诗歌中，“上帝”在创造自己；在没有恐惧的信仰中，人们是把上帝当成一条和谐而有序的原则去体验的。　　

　　我们内心的每一样东西都像波浪一样，奔向有意识的情绪表达的岸边，并且撞碎在那岸上，就像我们的奉献和祈祷：一切都会在我们的心中聚集成沉思；一切都会在一个未知的中心联合起所有的狂热。甚至在“信仰者”中，我们称之为上帝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诗集《祈祷》是奉献精神的体现，表现了高度的内心需要、内心庆典、自我放纵或自我赞美。直觉的艺术成就是用极端的力量表现的，它是一种非常似非而是的东西，会引起因果的倒转。在这里，表达是第二位的，它跟经验本身没什么关联。不过，它会变成一种独立的冲动，其目的——或者说至少是部分的目的——是奉献精神的释放。　　

　　在我们第一次去俄罗斯旅行时，在创作《时间之书》的早期阶段，所有这一切都已经非常明显地露出了端倪。不过，首先使这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的，是我们在俄罗斯的第二次旅行；因为正是在那时，我们的旅行和我们在旅行中所遇见的俄罗斯人促使里尔克把自己全都奉献给了“俄罗斯”。当我们回顾的时候，他痛苦地抱怨说：他用诗歌表达了他所接受的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诗集《祈祷》的大部分内容。不过，那是因为他在祈祷，祈祷和祈祷的实现是连在一起的。零散的现实已经由完整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这样的艺术作品的效果在诗作中甚至在里尔克的内心——不管是整体还是部分——从来没有实现过；而现在却在他非同寻常的幻象中得到了体现，这种幻象是由他的内在自我提供的——不过，他在焦虑地寻找最后的形式之前，总是会退缩；那种形式会独自确定并奠定表现本身。一方面他的不耐烦很快使他的印象转变成了意象（这些意象本身也是他用来体验现实的形式），他渴望在每一个意象前跪下来，直到他完成诗歌的表达）；另一方面他也有反面的冲动，使他不会去忽视其他的事物，那事物已经在他的内心展开了创造性的工作。如是，他往往会发现他自己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就像是着了魔似的，在安静的地方尤其如此。他会冲过一个个城镇、一道道风景，就像是站在一列快速奔驰的火车的窗口，没有任何回家的可能。甚至在几个年头之后，他还谈到记忆中的缺口，这些缺口永远不可能得到填补。他曾引用过这样几句诗：　　

　　他再次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那些精彩的、本能的东西。　　

　　和那早先岁月里的黑暗而丰富的　　

　　传奇是无穷无尽的圆圈。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和里尔克在一起(3)

　　“重新创造童年”是里尔克的秘密诉求，这些诗行与此有关；尽管一切都使他害羞地避开许多童年的回忆，但在一个闪闪发光的憧憬里，他想再次看到童年情景。因为在这份恐惧之外，在一切都陌生化之前，最早的童年依然保持着原初的、自我养育的安全感。他的创作冲动非常强烈，而且已经出现：　　

　　我相信所有还没说出的事物。　　

　　我但愿能释放虔诚的内心情感。　　

　　一个时代将要来临，我将本能地　　

　　做从来没有人敢做的事情。　　

　　如果那是成见，我的主，请原谅我……　　

　　如果那是自负，那就让我　　

　　在祈祷中自负……　　

　　尽管在这样的事情上，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当他们要决定相关的角色时，竞争总是存在的。上帝本身一直是里尔克诗歌的对象，并且影响他对自己内心最隐秘的存在的态度，上帝是终极的也是匿名的，超越了所有自我意识的界限。当一般人所接受的信仰系统不再为“宗教艺术”提供或规定可见的意象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里尔克伟大的诗歌和他个人的悲剧都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他得把自己扔向造物主，而造物主已经不再具有客观性。对于信仰者来说，不管他的创造和表达的冲动多么强大，他仍然会跟那无所不能的上帝冲突，因为上帝虽然被这种冲动包围着，但不是真的需要他这位诗人。里尔克内心的奉献精神和方法并没有因为缺乏客体而改变。不过，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创造形式的人，他的工作需要他深入自己的内心和本性。因为如果他的工作没有做好，那么这会威胁到上帝本身的存在。在他的创造性行为中，上帝必须被客观化。　　

　　焦虑是里尔克的命运——他在生活的表面失去了客体，但他的本性还依然是温文尔雅的。内外的不和谐使他感到焦虑。所有真正的天才艺术家的焦虑都是不断创造的冲动的结果，这样的冲动是不可遏制的。不过，里尔克不仅具有这一类焦虑，而且具有一种绝对的焦虑，即他顾虑到一个人可能会被虚无所吞噬，他为这种存在的不确定感到忧虑。这种焦虑会影响我们，还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一切，它本身也会掉进虚无。因此，当他开始抓住这项上帝所规定的工作时，在他身上，作为普通人的角色和作为艺术家的角色是相互冲突的：作为普通人，他是一个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活生生的存在；作为一个诗人，他要在活跃的创造性行为中证明这种存在。里尔克从一开始直到后来，都想着上帝赋予他的艺术工作。那是一种引诱或诱惑，使他奋力走向天堂的高处，天堂必然会把他从深沉、稳定和潜在的人世力量中解救出来：　　

　　我曾远离现在天使们的所在，　　

　　高处，连天堂里的光芒都溶解成了虚无——　　

　　连上帝都在使黑暗加深。　　

　　天使们是最后的微风，　　

　　就在上帝的头顶上吹拂；　　

　　流过他的树枝，似乎　　

　　是他们的一个梦想。　　

　　他们相信上帝的加深黑暗的威力，　　

　　但更加相信光芒。　　

　　卢西弗已经逃走，　　

　　已经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他是光明王国的王子，　　

　　他高昂着的头颅　　

　　直抵虚无的火光，　　

　　他的脸被烧焦了，　　

　　他得企求黑暗。　　

　　我之所以主要从《时间之书》中引用诗句，是因为这部诗集中既包含他的早期诗作，也包含他的后期诗作。也因为这个原因，里尔克在谈话中称这些诗篇的写作日期是无法确定的。　　

　　对这条卢西弗原则的估价显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在里尔克的诗歌中，关于天使的概念在不断发展着。这是一个伟大时刻的伟大问题！尽管在上面几行诗句中的天使们仍然是天真的，似乎都朝着上帝，他们从来不曾不经意地减少过与上帝的直接接触。所有的天使都拍动着翅膀，飞过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门廊，进入圣殿中的圣殿。它并没有在那儿停留，天使王国的持久度越来越取决于诗人的创造力，取决于这种创造力所提供的光荣的时间。如果诗人与天使相处融洽，他在上帝怀抱里休息的时间就能长一些。这个问题最终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上帝与天使的关系变得可以相互转换。　　

　　我们可以从整体上考察一下上述诗句中的天使概念的发展情况。里尔克在使用贫穷（Armut）一词时，这个词的概念明显是在变化着，而且它就是《时间之书》中第三辑的标题。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诗人，“贫穷”的本意是使自己离开那些生活的必需品，拒绝被表面的东西所俘获，关心那惟一的财富和最珍贵的财物，这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因为“贫穷在内部发出灿烂的光芒”。　　

　　里尔克努力要做的就是要使日常生活简单化，避免所有可能会浪费时间的要求和需要。不过，甚至在那样的时刻，在各个创造性阶段之间，问题还是潜伏着：创造性存在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而非创造性存在则被日常琐事给肢解了。我们仍然能听见天使翅膀的扇动，他们存在着，目的只是为了给上帝吟唱赞美诗，不过现在我们是一贫如洗地站在天使之间。在上帝的所有经过包装的存在里，没有贫富之分。他是存在本身的孩子。里尔克的有些意象是非常恐怖的，有些调子也是地狱一样可怕——在他第一次在巴黎逗留期间，他描写过穷人中最穷的人——那时，他自己也在忍受纯粹的物质上的煎熬。尽管那一年他自己害怕物质上的贫困，尽管这种恐惧只是他灵魂深处的某样东西的反映，但它使他转向了绝望。这种恐惧仍然具有诗歌伟大而有力的效果，甚至于在一些更小的细节里也是如此。因为在那样的段落里，那些穷人毫无希望却充满恐惧地高声呼唤着上帝，而上帝却不爱他们。尽管里尔克被投入贫穷、疾病和污秽之中，但他并没有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他只是写出了自己的苦难：“我常常希望自己能高声说：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认可所有非法的被拒绝的东西，这种认可变成了他的情绪结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在一个不可能进行创造的人那儿，它才有可能出现。我的心灵被这样的描写淹没了，我读了以后，给他回信说，他的作品确实显示了非凡的创造力。他回答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肯定已经学会了“如何摆脱恐惧的方法”，而且他要摆脱的是死亡的恐惧。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和里尔克在一起(4)

　　在这种前景下，罗丹曾提出过一个精神拯救的基础问题。罗丹给予里尔克的是一种现实感，这种感觉不会被主观情绪弄得面目全非。罗丹还显示出创造性是如何跟生活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他惟一信奉的原则和箴言是：“做才是一切（toujours travailler）”，这使罗丹用他自己的眼睛“创造事物”。他不害怕任何事物，也没想到要把它们藏起来。在了解如何运用直接而踏实的方式进行工作的过程中，不管里尔克那时的感觉如何，他都努力把他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写进诗歌，用他那些特殊的技巧表达他的感受，并且在艺术的至高的控制下，耐心地坚持他的写法。他内心的有些东西很久以来一直在促使他去追求这个目标，甚至在沃普斯威德的艺术家圈子里也是如此。克拉拉·韦斯特霍夫是罗丹的学生，是她首先介绍里尔克认识罗丹的，那时她还没有成为里尔克的妻子。里尔克一搬到巴黎，他的焦虑就发展成了发烧，因为那时他最深层的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为了搬家跟罗丹住在一起，为了把自己完全交给罗丹，他成了罗丹的秘书。当然那只是外面的叫法，事实上，他是罗丹的一个朋友，两人可以进行充分的、自由的交流。正是通过罗丹，世界万物才向里尔克敞开了自己。　　

　　向里尔克敞开了自己的不仅有世界万物，而且还有流产的幻想以及对这种幻想的控制。这些幻想经过种种变形，变得可怕、虚伪而邪恶。以前病态的敏感已经使他向焦虑投降了，现在他能够保持艺术的距离，甚至在这种恐惧的情形中，他也会保持一种中立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受制于他的内心，因而他现在能够坦然创作，就好像他并没有什么害怕似的。他是如何在罗丹的言传身教下学到这秘诀的？里尔克的中立性是偏向于纯粹现实的，观察使他付出了精神上的很大努力。他关注的是有疑问的客体，而不是他自己。他的情绪受到了阻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情绪中的情感因素已经被抽空。通过降低歪曲的程度，通过某种否定的方式，他使那些习以为常的饱满情绪松懈了下来。从那时起，这种状态变得可以控制了，一个新的乐园已经向他展开。一开始，他对这个乐园只是一知半解，他对巴黎的悲惨生活的夸张性描写也非常有趣。（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对创作自由的限制是艺术家自己造成的，它带有危险性，即在自卑和失望的时候，艺术家可能会让自己采取行动，“去报复客体”。）在后来写于1914年的一封信中，里尔克指出，艺术家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把自己绑在“解决自己内心问题”的任务上，“相反，他的目的是要把那些问题吸收进他所创造和感觉的事物之中。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如果需要的话，哪怕是怪物也会这么做的。”哪怕这怪物就是他自身。　　

　　尽管里尔克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罗丹，但我们可以直接感觉到两人对艺术的基本态度是针锋相对的——正是这一点使里尔克而不是罗丹创造了上帝的象征形象。　　

　　不用多说，他们俩的个人关系不可能延续多久，尽管那引起这种关系的变故的原因似乎是偶然的误解。拿罗丹来说，他的强健的体魄和男子汉的气概使他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保持艺术作为他的首要目标，而生活可以是寻欢作乐、放纵而且放松，他甚至要使生活为艺术服务。再拿里尔克来说，他是在模仿罗丹的态度和生活，这预先决定了他的这种奉献精神是被动的，他是完全以仰视的目光看着他的导师的。因此，他主要是通过克服那种自我否定的心理来调整自己漫溢的情绪，从而使自己平静下来。　　

　　这甚至影响到了诗集《时间之书》中的上帝的象征形象。这本书的续篇是在地中海写的，他逃到了那儿，是为了躲避巴黎带给他的恐惧。那些作品显示了他努力于变形的痕迹。那个上帝的形象黑暗而多产，仍然保护着稚嫩的秧苗。这个形象将长得山一样沉重，人将会被他抓住，被窒息在大地之上——这几乎是里尔克狂热的童年梦想的重复，他曾梦见自己在一块巨石之下辗转。不过，他也写到了祈祷者的呼唤和对上帝的诉求：　　

　　但是，如果是你在下沉，直到我破裂，　　

　　那就让你的手垂放在我的头顶　　

　　倾听我所有的呼唤。　　

　　此处上帝的形象跟天使的和造物主的一样，是严厉的。他在要求着我们去有所成就。那个形象也一再地在变化：那沉重的山脉压倒了恐惧、完成了人类的繁衍，使果实得以产出，这里含着生产孩子一样的痛苦。是的，痛苦——还有死亡——如果它果真来临的话，将被认可，然后会被从这个陈腐的国度剔除出去。里尔克实现了他的最早的渴望：　　

　　主啊，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死法吧。　　

　　死亡成了一种创造的果实、一件可以去完成的任务。不过，在艺术家看来，它是直觉的产物，它能把生命吸收到艺术品中去。　　

　　里尔克有一种想有所作为的欲望，其结果是：他被越来越强的对死亡的恐惧感所缠绕，尤其在他的创造性落败的时候。他担心的是某种陈腐的毁灭性力量会要了他的命。他希望自己的“死亡”是一种安慰，因为在那种安慰中他还是他自己。由于被那种“有所成就”的欲望所掌控，里尔克虽然做出过种种努力，但他从来不曾有过生、死可以啮合的洞见。不过，只有这一点会满足他的基本要求——达到“赤贫”状态，完全把自己交出去，彻底放弃自己，因为使自己被万物吸收是非常富有的表现。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艺术家，里尔克通过罗丹而取得了永久性的完善。读过《新诗集》的每一个人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新诗集》把《时间之书》远远抛在了后面，更不要说是更早的那些诗篇了。不过，通过用加以控制的中立性替代过度的敏感，里尔克不仅在诗歌中取得高超的技巧，而且他伟大的散文作品集《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随笔》（Malte Laurids Brigge）中的很多东西也间接地源自罗丹时代的风格。尽管这部作品一直被认为是他最主观性的作品之一，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在他把自己看成艺术的主体的时候，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看得更加客观。马尔特不是一个一般的肖像，而是一个自画像。里尔克把给自己画像看成是更加清楚地给自己下定义的一种方式。尽管在马尔特这个形象上，里尔克用上了直接的自传材料（不过，那并不是来自马尔特的童年经历）。里尔克之所以用这些自传材料，是为了学习在具体描述中如何避免马尔特的命运。1911年，他从杜伊诺城堡给我寄来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回顾了这本书——我在别的地方曾经引用过这样一段话：　　

　　也许本书应该写成那样的一本书——它会点燃炸弹的导火索。也许我应该像以前那样尽快地跳回到现实之中。不过，那样做的话，我还是太固执于我自己了。尽管那可能是我所要面临的真正重要的任务，但我不能忍受赤贫。在一项失传的事业上孤注一掷，这是我的雄心；另一方面，它的价值也只能通过这种损失来取得。因此，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我来说，马尔特的命运似乎不是那么衰落。它暗暗地向着天国里的某个地方爬升，那是一个被遗忘的、孤独的所在。　　

　　我们只会被里尔克在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坦率的客观性所感动，就像他在恳求他自己的欢天喜地的抒情主义似的，他的目的是要夹紧翅膀、紧贴大地。正是因为那个原因，当他摇摆不定时，他写出了“纯粹的同时也是全新的欢乐”（他在巴黎时曾经带着几乎是孩子似的满足表情说过这样的话，那时这本书还在创作之中）。里尔克自己对马尔特的态度有点像他对上帝的态度，而他作品中的“上帝没有以爱报答”。不过，他采用这个例子，惟一的目的是要更多地了解上帝，把上帝放入虔诚而严肃的语言。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他秘密的意图。从那以后，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被爱，而是一个人自己彻底的奉献。浪子回头的例子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由宗教冲动引起的误解。这错误在于人只寻求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把目光从自身转向天堂。在天堂里，哪怕他自己不想，他也会分享到所有的丰富性。如是，最穷的变成了最富的，最卑贱的会被祝福并再次变得神圣。　　

　　在晚近的《哀歌》和《奥尔甫斯之歌》中，有一个突破，而在取得这个突破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比对那些贫穷的富人的描写更能刺激里尔克的创造力：命运就像女人命中注定的爱情似的，比艺术更加非同寻常；不管这些“贫穷的富人们”可能具有多少悲剧性的痛苦，从来不会导致彻底的无私或真正的沉着。就在第一首哀歌中，里尔克称他们是“那些你几乎要嫉妒的人，那些被抛弃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比那些有能力报答的人更加可爱。”（参看《葡萄牙十四行诗集》、《露易丝·拉蓓十四行诗集》以及《修女信笺》等。）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和里尔克在一起(5)

　　在写作哀歌的年月里，里尔克给我寄过一些片断，他表达的是跟以前类似的情感，赞美的是行动的人和爱着的人，因为他们比那些创作歌曲的歌者更具有热情。让我们拿一首四行诗来作为例子，诗原来的标题是《片断》，后来变成了《哀歌之六》：　　

　　英雄强行到达爱人的住所，　　

　　被她们中每一个人的每一下心跳举起来——　　

　　现在他被转到一边，很快地，他站在了微笑的尽头：他变了。　　

　　我在这里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回忆我跟里尔克之间的一次谈话。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在我们的花园里。当时他刚刚完成《马尔特随笔》的写作，决定暂时不再写任何东西；相反，他要把那些通常是他作品中的东西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我们一直在讨论，爱人往往是如何把对方的力量放在幻想的基础之上的，心灵的创造力是如何取得强度和厚度的。里尔克几乎是在绝望之中爆发出了创作的欲望。创造性和创造力都是人内心的爆发，就像爱情一样。他宣称人类最高尚的东西就是艺术作品。不过，艺术家的创作指向的是超越个人水平的存在本身，正是从存在之中艺术家取得了创造的灵感。如果他一旦失去了那种灵感，他自己就会掉进深渊！因为在深渊里，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是灵感需要他，而是他需要灵感，他的目的是要了解他自己。针对这样绝望的背景，我们清楚地看到，里尔克渴望人类的经验，渴望生活的启示，这是多么伟大啊！尽管他的作品是完美的，但经验和启示会超越艺术作品、超越诗人的表达。只有那样，里尔克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才能找到栖息地，才能找到安宁。一切都取决于此，直到下一个创作阶段来临。如是，他为自己在《哀歌》中所取得的突破庆贺说：“它们存在着——它们存在着！”它们不仅作为艺术品而且作为神秘的存在本身而存在。那天使的脸庞不仅故意装出一副严厉的样子，而且变成了看不见脸的上帝，那人类的孩子能够而且也愿意把人类的脸跟上帝的脸结合起来。在创造的时刻，他们都保持着一种单一的、看不见的现实。我们向着那天使呼喊，但他并不留意我们的恳求。他所做的只是让他的恐怖的光彩淹没我们。　　

　　由于体质比较弱，里尔克从青年时代起就发现，等待下一个创造时期的到来是非常困难的事：他的身体不仅为这样的等待而感到难受，而且发展得几乎有点歇斯底里。因此，诗歌创作行为中的犹豫和从容被病态的敏感、兴奋、痛苦甚至痉挛所取代，正是这些病症拖着他整个的身体。里尔克曾以一种玩笑的方式提起过这一点，但他内心为此感到酷厉和绝望。他说那是一种“被置换的创造性”、是他“精神的猿猴”。后来，这“猿猴”通过里尔克的身体进化成了纯粹的精神的东西——在一种过度兴奋的心态中，他的心会被带走、会失去控制。这将是一种威胁，会使他忘记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心态，但他还是把它看成是人生的“未成型”状态。当这涉及到命运赐予他的真正的福分时，当善良、友好、友谊、尊敬等围绕着他时，当他人生的尽头充满美丽和壮丽时，这一切反而使他感到无比痛苦。他痛苦万分地抱怨说，真正的里尔克渴望并接受的是这些具有镇静和娱乐作用的福分，他所喜欢并享用的是这一类具有自我欺蒙性质的福分，而不是要它们成为他的创造性存在的一部分——尽管创造也使他感到愉悦。　　

　　里尔克偶尔也表现出与神秘和巫术调情，这跟他病态的敏感有关。关于梦的超自然的解释和超越坟墓的影响都变成了意象，这些意象中饱含着关于存在的认知，那是他尚未实现的对自我确认的向往。在状态好的时候，他会坦率地抛弃这些东西，深深地厌恶它们。　　

　　最使我感到烦乱的事情是：当我想到他只是在假意奉承时，我会感到心烦意乱，这会影响到他跟那些年轻崇拜者的关系。在他们眼里，他已经不仅仅是朋友，而且是榜样。他不仅引导他们或帮助他们，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只是在把自己曾经徒然地希望得到的东西寄托在他们身上。渴望导致痛苦，痛苦又导致激情。这正如他以前所说的，他宁愿当个“乡村医生”，在病人和穷人之间劳作。这种劳作的吸引力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救治他人使他想像、期望并相信自我拯救。　　

　　里尔克整个的悲剧命运可以概括成这样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他把创造看成是一种惟一的、神圣的荣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抵制内心强烈的冲动，甚至在那种荣耀不存在的情况下，他也要模仿它、设计它。那些深切关注伦理问题或为道德进步而努力的人，正是通过里尔克这样的做法使他们自己即使在软弱的时候也能表达自己的主张，尽管事后他们会为此感到难过。这完全是一个灵魂的进化和退化的问题。而里尔克这样做是认真的、无可厚非的，因为这已经超越了道德的王国——除非我们把道德的律令和禁令提高为前定的教条。里尔克不可避免的命运中有一个最令人恐惧的方面，即它甚至不给他改悔的机会。那把他提升到创造状态中的东西，或者把他庇护在安宁的深处的东西，就是他命中注定所不可避免的冲动，而不是那种把他推入错误的行为之中的冲动，也不是那种把他引入被动与虚弱的空间的冲动。因此，里尔克甚至从早年就开始徒然地寻求自我安慰。他认为，他的本性是“生前”就注定了的，所有的毛病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不管他多么讨厌这些毛病，它们都继续在影响他。这种感觉在他母亲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关于这个问题他曾说过非常苛刻的话，因为它使他痛苦了大半生。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他写道：　　

　　我母亲来到了罗马，现在还在。我没有常常去看她，不过，正如你所知道的，每次我去看她，都会感到旧病复萌。每次我都不得不去看望这个迷失方向的、不现实的、随波逐流的女人，她该成熟而不能成熟。我感到自己一直想要逃避她，甚至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这想法。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有一种恐惧，甚至在我在外面奔波了数年之后，我还是没有足够地远离她。在我内心的某个角落，仍然存在着她那些已经退化了的影响；而在她的内心里，则仍然留存着一些记忆的碎片。我为她那心不在焉的虔诚、那顽固不化的信仰以及她死死抓住的那些古怪而变态的东西而感到害怕，而她自己则像一件空荡荡的衣服，像个令人恐怖的幽灵似的存活着。尽管如此，我还是她的孩子。在这面褪色的但仍然不需要支撑物的墙壁内，有一扇几乎看不见的隐藏着的门，那就是我进入这个世界的入口！　　

　　不管这话显得多么地个人化，我们不应该以绝对个人化的意识来看待它，因为他的判断的意义正好来自他的夸张的能力。他希望使自己从那个超个人的、几乎是神秘的王国中摆脱出来。许多年之后，在巴黎，那时我们三个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了。当我告诉里尔克说，我第一次看见他母亲时，并没有觉得她是个令人厌恶的人，她只是看起来有点过于感伤而已。里尔克听我这么说，变得极为恐慌。他对他母亲的厌恶情绪中混合着绝望，因为他看见自己古怪的样子就是他母亲的翻版：他的奉献精神就如同她的迷信和伪善，他精神上的创造性就如同她慵懒的伤感。他对他母亲的反对只是苍白地反应了他那死寂的恐惧心理。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把这种恐惧心理看作是他内心最真实也是最幸福的心理状态。他自己也像一个幽灵、也像一件空荡荡的衣服，就跟他母亲一样——母亲象征着永恒空虚的子宫。　　

　　我想像着读者对里尔克诗歌的沉思默想——不会像那些懒散地站在博物馆里看画展的人似的——当我想到那存在于诗歌效果后面的东西时，我的内心被敬畏所充满：读者能分享到再度创造的快乐。我想，那些分享到这些体验的人都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去赞美生活，而在现实生活中，苦难和挣扎却从来没有使他们得到如此高度的光亮，那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光亮。　　

　　我们甚至可以坚持认为：艺术家自己会变成一个慷慨的歌手，给生活中的所有苦难吟唱赞歌。最值得说的是：在对诗集《哀歌》的赞扬声中，里尔克高兴地肯定了他自己的绝望。在神秘的诗学概念中，在可怕和美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没有什么可以否定的。好像是受到了某个声音的敦促，在《哀歌》中隐约出现的东西可以在《时间之书》中分明听出来：　　

　　让所有的事物都降临到你头上吧：美丽和恐惧。　　

　　任何人如果在内心深处看见这情景，他都会明白：要减缓里尔克的终极意义上的孤独感，我们所能做的是多么微乎其微。只在一瞬间，他能亲手阻断这种孤独感与幻象之间的联系。那是在高山之巅，他防护着自己免于走向深渊，因为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那些看着这情景的只能听之任之，虔诚但无力。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1)

　　①　里尔克早就知道莎乐美是《露丝》和《犹太人耶稣》的作者，后者曾在《新德国评论——独立剧院的发展》1896年4月号上首度发表。这篇文章中的“基督的幻象”深深打动了他。和著名诗人、非洲专家（芙丽达）的首次不期而遇可能发生在戏剧上演两天以前，在1897年5月12日。当天，里尔克写下了诗作《致维也纳人瓦塞尔曼》。然而，莎乐美没有记住这“黎明时光”（里尔克给莎乐美的第一封信中的用语）。直到5月14日，她才在她的日记中提到里尔克的名字：“昨晚生病，后来与恩德尔去参加斯科瑞奇的《黑暗势力》的首映式，在那里遇见了皮克［伊尔维瑞摄影工作室］和其他一些人。和他们还有里尔克一起去了斯凯雷切家，愉快地进餐直到上午1点30分才结束。然后和恩德尔与里尔克一起回家。”第二天里尔克写了给莎乐美的第一封信。总共11章的《基督的幻象》（未完成）现存在里尔克档案馆里。在那11章中，有5章曾刊发在米切尔·乔治·康拉德的杂志上。　　

　　②　从1897年7月中旬一直到9月初，他们一起呆在位于伊萨尔山谷的沃尔夫拉茨豪森（从斯坦伯格湖步行一个小时即可到达）。此处所提到的这幅图片是关于在沃尔夫拉茨豪森的第二所小房子的，在《里尔克纪念文集》中曾再度出现过。莎乐美对这所房子也有过描述。　　

　　③　1896年曾出过薄薄的三期。他们想在当时的《当代文学》（主要是抒情诗）中写“大众”的事。　　

　　④　他们一起在沃尔夫拉茨豪森呆过之后，里尔克住到了邻近柏林的威尔莫斯多夫，直到1898年8月初，他才搬到施马根多夫的静林旅馆。　　

　　⑤　按照莎乐美简短的日记（出第一版时，编辑没有看到），她的首次俄罗斯之行是跟安德里亚斯教授一起去的，开始于1899年4月25日。行程是从华沙到莫斯科（4月28日周五的天气很好，晚上拜访列夫·托尔斯泰。30日，是俄国的复活节：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复活节之夜”）。接下来在彼得堡度过一段时光。从5月3日起的一段时间到6月中旬之后（包括将近5月底的莫斯科之行），莎乐美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他们经由但泽回家。　　

　　第二次俄罗斯长途旅行始于5月，也是经华沙前往莫斯科，并从莫斯科出发前往邻近图拉的雅斯那亚·波良纳村，第二次拜访了托尔斯泰。“5月31日，从莫斯科出发，大概正午时候，到达图拉。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他为托尔斯泰和里尔克都画过肖像）和布朗热（一个托尔斯泰家的熟人）也在火车上，发电报以确知托尔斯泰的地址……6月1日早晨8点去拉扎列沃，在这里收到了另外的指示。搭乘运货车到达雅什斯基，从这里乘坐铃声清脆的三驾马车前往雅斯那亚·波良纳村和托尔斯泰的农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安全通行证》中描述了这次火车上的遭遇，当时他陪伴着他的父亲：“一个穿着黑色斜纹短斗篷的男人……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高个子女人。那个女人可能是他的母亲或者是他的姐姐……这个陌生人只说德语。尽管我精通德语，但我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说话方式。”他们接着向西南去了基辅，顺着第涅伯河前往克列缅楚格，从那里经波尔塔瓦、哈尔科夫、沃罗涅日、科斯罗夫……最终，向东而行，前往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从这里乘汽船逆流而上经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卡赞、下诺沃格罗德（现名高尔基市）前往雅罗斯拉维尔，又乘四轮马车去伯格罗得斯科耶，在那儿的乡村里住了几天时间，接着向南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呆了一周半后，于6月18日，再度回到伏尔加河上游位于莫斯科西北方向的特维尔（现名加里宁），去访问在尼佐维卡的农民诗人多罗兹欣及其在诺温基的农庄主人，即伯爵尼古拉·托尔斯泰，这位伯爵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亲戚。在6月23日，从这里改变方向，经诺沃格罗德前往圣彼得堡（7月26日）。这天之后，莎乐美回到她在芬兰隆加斯的家中，里尔克则在圣彼得堡一直等到他们一起在8月22日返回。　　

　　⑥　按照莎乐美的日记，是在俄历5月19日，即公元1900年6月1日。所有的访问者都叙述了这件事：莎乐美在日记中，里尔克在5月20日（俄历）从图拉的来信中以及沃普斯威德在190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均有记载。　　

　　⑦　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和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特列恰柯夫兄弟从1860年代开始了他们有名的收藏，大部分是俄罗斯绘画。1892年，他们把这批画捐赠给了莫斯科市政府。　　

　　⑧　在靠近雅诺斯拉维尔的勃戈斯科耶村和在特维尔的尼索伍斯卡村，与农民诗人多罗兹欣一起呆的时间最长。　　

　　⑨　1860年多罗兹欣前往圣彼得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事低收入工作。当莎乐美与里尔克拜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回在特维尔他出生的尼索伍斯卡村庄很长时间了。他在那儿越冬并写作。受普希金的影响，据说他很早就开始写诗。他的歌谣描写自然、爱情、劳动和村庄中穷人的生活。后来他收到了苏联政府的荣誉津贴。1900年2月，索菲娅·尼古拉恩维娜·史切尔将多罗兹欣的多卷本诗集中的一本寄给了当时在施马根多夫的里尔克，里尔克翻译了其中的几首。多罗兹欣关于里尔克的回忆发表于1929年夏天出版的《英塞尔号轮船》的第十卷中。莎乐美和里尔克在去托尔斯泰的亲戚的农庄之前，跟他一起住了几天。后来在芬兰，莎乐美把自己对农庄生活和那儿的人们的最古怪的印象写在了日记中。在莎乐美为里尔克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里尔克和多罗兹欣的画像，在本书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图片。　　

　　⑩　莎乐美在她为里尔克写的回忆录中也谈到了这幅图片——她或许是记起了列斯科夫的小说《在世界的边缘》（伊瑞妮·尼安德译）：“我必须向您忏悔，我爱我们的俄罗斯上帝胜过任何其他的神——我们自己的上帝在我们的上衣之下创造了他自己的领地……我们没有在他们（希腊人的）拜占庭主义薰香的烟雾中找到他，但他宁愿与我们在一起，在我们所走过的同一条乡间小路上散步。没有薰香，他在清朗、凉爽的空气中，在浴室的长凳下等待，像鸽子一样蜷缩在太空那温暖的口袋里，就在胸脯与衬衫之间。”（凯里雅科神甫对某主教所说的话）。莎乐美对著名散文家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1831-1895）的“研究论文”题目是：《一个俄罗斯圣徒和诗人的肖像》。它基于A.L.沃林斯基写的发表于1897年五篇关于列斯科夫的文章。这篇论文现存的只是开头几页，它可能是她跟里尔克从施马根多夫时期开始的共同努力的结晶（字是里尔克写的，题目是莎乐美取的）。1920年4月，莎乐美在《文学回声》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小说《牧师》（实际名字是《教皇身边的人》）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她建议，接下去应该翻译的是小说集《世界边缘》和《被禁锢的天使》。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2)

　　这是诗集《修道院生活之书》中的第21首《如果我在某个地方成长》一诗的最后一句。　　

　　《修道院生活之书》中第15首的开头。　　

　　莎乐美这么认为，是基于旅行期间她对里尔克工作的印象。如需了解关于整个段落的更多信息，参看原文的注释：“作为祈祷者，那从你心底升起的，几乎没有任何目的。”　　

　　这句诗引自诗集《贫穷与死亡之书》中的第九首《让我们辉煌，上帝，让我们伟大……》。　　

　　《修道院生活之书》第12首。　　

　　这句大概是在《修道院生活之书》第18首《我结束飘泊回到了家》一诗的中间部分。莎乐美评论道，当她开始清晰地想到这首诗中的魔鬼念头时，她就预见了里尔克的命运。　　

　　《他们不穷，他们只是没钱》一诗的最后一行，也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主题。这最后一行仿佛是爆发出来的，而且具有强调的语气，几乎像一首只有一行的诗。它被放在《贫穷和死亡之书》的中间，引发出对贫穷的正面解释。　　

　　1903年7月18日，里尔克第一次停留在巴黎几个星期后，在沃普斯威德给莎乐美写信。在信中，他混合了这段时期（期间他曾去维亚雷焦住了一阵）的某些相关的印象。这些描写后来收入（有时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描写）在《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随》的第一部分中。当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马尔特同样住在里尔克曾经一度住过的图里艾尔路。莎乐美曾引用过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渴望大声说话，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又在信中说：“我必须经常告诉我自己……”莎乐美通常从往事（也从诗作）中引叙，这一点下文可以显示。“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云云早已经在那封描写巴黎穷人的信中出现过：“要是情况变得更好、更安静、更友好，要是我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身体仍然健康，那么或许能够继续下去：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而莎乐美的回信说：“……你误解了。你无望地遭受所有这一切，没有在一个更高层次重复它们……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的诗创造出了人类的恐惧。”里尔克已经确认并承认他“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的成就。　　

　　这关系到里尔克与罗丹比较亲近的个人接触阶段（始于里尔克9月份的访问），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仿佛信徒与上帝般的关系。这段关系在里尔克第二次巴黎之行时终结，那时他是罗丹的“秘书”——那是在1906年5月，罗丹曾对他大发雷霆。1908年初，他们的个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重建的阶段。莎乐美认为：第一阶段有着重大意义。里尔克追随着罗丹的步伐，通过模特儿，去表现“雕塑的要素，如外表的大小和类型以及跟轮廓的比照……决定它们到底应该是粗糙些还是光滑些、亮些还是钝些”。“这一基本因素是立体的、三维的”，它必须从形式中区分出来。（1902年9月5日给卡拉尔·里尔克的信。）　　

　　1914年9月9日艾斯奇恩豪森给莎乐美的信。莎乐美在那封信中的“目的”一词下画了线。　　

　　收入《贫穷与死亡之书》。莎乐美从中引用的是：“但是如果因为你我忧心忡忡直到倒闭。”这是序诗的最后一行。“上帝，让每个人都死得其所吧”这一行则是书中第六首的起句。后面几行“哦，上帝，让每个人都死得其所吧/死亡来自于每个生命/在生命中我们拥有爱情、意义和苦难”在主题上与“贫穷从内部发出灿烂的光芒”一行相关。　　

　　那是指1911年12月28日的信。马尔特首先是用炸弹来打比方，然后才用“上升的水闸”这个比喻。　　

　　这是在笔记接近结尾的地方，在败家子的故事前面，艾伯伦说：“但是难道她诚实的心会欺骗自己说，上帝只是爱的方向而不是一个爱的对象？难道她不知道：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害怕他，他就会爱我们？”败家子的故事也被说成：“一个不想获得爱的人的传奇。”参见J.R.冯·瑟利斯在他的《里尔克在瑞典的岁月》一书中的叙述（佛劳恩菲尔德和莱比锡，1936年版，第204页）；并参见莎乐美为里尔克作的回忆文章中对“上帝没有以爱报答”这句话的评论。　　

　　第一部草稿的续篇：“被爱——几乎是完全奉献的一个障碍，一切都依赖于它；‘上帝没有以爱报答’—— 一名真正助人为乐的上帝；浪子回头的故事—— 一种宗教冲动的误解。在这种冲动下，人是向内寻找，而不是向外或向上寻找。因此最穷的人变成了最富有，最神圣、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完全的贫穷，这是瑞内所渴望的完全的拥有。然而，这种命运的形象对瑞内来说仅仅意味着对创造性行动本身的压力，或者说对创造时间的压力。当我们预期一种难以理解的幸福时，一部分挽诗（单独的段落，壮丽的片段）涌现出来，希望在他心中闪耀——他的确能够使传达上帝启示的天使的严厉脸庞变得满意，无论这张脸多么残酷地俯视着他（——不再是没有脸面的上帝，上帝的面孔仿佛是生命自身的面孔，使人沉沦）。”　　

　　这个片段写于1912年或1914年，它被与“英雄哀歌”的主体隔开了。在他于穆佐特把第32-41节插入此处以填平这一间隔之后，这个片段成为了第六首哀歌的结尾，如下所示：“于是英雄猛冲过爱情的住地，/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高举着，他们的每一次心跳都是为了他，/但他很快就转向一旁，他站在微笑的尽头—— 一切都已改变。”　　

　　在1913年7月9日到21日期间，那时里尔克第二次在哥廷根访问。　　

　　摘自1922年2月11日穆佐特写的信。（按确切的标点是：“他们存在着。他们存在着。”）　　

　　在较早《圣经》译本中的补充和说明：“‘诸如上帝和天使形象’的主观化仅仅表达观念的重要，它是从自身产生的并属于它自身。它排除任何浮华的事物，即任何适时地伴随它或跟随它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的价值不仅比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价值……只不过为了装模作样，好像它存在过似的。”　　

　　参见1914年7月4日在巴黎写的信中的这段：“以我这样的状态，在危险的平衡中维持精神是极为重要的，我的身体沉睡的时候从这种精神状态中抽取出了最坏的范例，使它自己成为精神猿猴，并且在它自己的状态中，在最轻微的刺激下，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变得多产；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尤其是在杜伊诺城堡逗留期间，里尔克加入了以玛丽·冯·图尔恩公主和特凯西斯为中心的社交圈。参看里尔克和莎乐美的通信。也可参见马克思·梅尔《与里尔克在科罗纳的谈话》，第6卷，1936年第6次。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3)

　　这被普遍地认为是莎乐美的洞见，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里尔克灵魂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心思。在她1925年12月最后（现存的）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她努力地在更多细节上解释她的想法，她也试图去理解里尔克极度的痛苦——里尔克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都感到被限定的困苦。莎乐美只看到了心理因素，尽管她也考虑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所有的折磨都来自相应的心理上的弱点”）。　　

　　1925年10月31日，在里尔克死前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尔克在他详细写给莎乐美的最后的信中，承认他活着“为了这最后的两年”（自从1923年10月末开始），“越来越陷入到恐怖当中”，在一个“可怕的圈子”里，他把这看作是一种“自找的灾难”，一个“恶魔般的妄想”，一个“荒谬的企图”。他也把这称为一种“游戏”，这些卑劣的魔鬼们正在和他玩耍。更精确的描写文字没有收入已出版的书信中，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莎乐美的完整的回信已经出版了。　　

　　（里尔克说他生活在恐怖之中，他脑中时时会出现恐怖的形象，它既有生动的表情，又有病态的本质。在1912年1月20日他写给莎乐美的信中，他说：“这一次长达数周的灾难围绕着我舞蹈，多么频繁啊”；“一种肌肉过敏症”、“我的肉体存在具有成为思想的讽刺对象的危险”等等。）　　

　　里尔克写的“黑色的魔术的圆圈封住了我，像是在一幅布鲁盖尔的关于地狱的图画中”（1912年：“一天某种恶习将会像围墙一样关住我”）。然而，他自己能把这种状况跟恐惧症（害怕生病）区分开来”，他说他曾经经受了“一个月”的恐怖症（自从1925年9月末）。这种病症是由“我嘴唇里面的迹象”导致的；不过，它明显是血癌的一部分综合症状。　　

　　这些是从莎乐美1925年12月12日给里尔克的回信中摘出的最有意义的部分内容。　　

　　“瑞内，整个问题的关键是它不是恶魔般的妄想。（是因为你的内疚感被与它捆绑在了一起，自从孩童时代就已存在，当你还是孩子时它就有了恶劣的影响，甚至后来，我们被一种道德教化的内疚感所折磨，它仅仅偶然地以肉体惩罚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当我们已经长大成人，这种内疚感侵入了肉体的运行，并且孕育了灾难。在内疚感所选定的任何器官里，它都会酿成歇斯底里的病态倾向。这是因不健康的兴趣和注意力指引身体组织而产生的。当增长的血流量和过敏症集中在一个部位，它就如同性爱高潮产生于阴茎一样。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臆想症理解为对这一有问题的器官的一种自我迷恋——除非我们对这此有另外的看法。进一步而言，它缺乏一个人自己身体的强烈欲望或痛苦或类似于憎恨的感受，因为阴茎不适应于这样的关注，也没有性爱的素质——换句话说，它已被剥夺了它的自然功能，并且一旦被干扰，就会报复它自身。）这整个过程都来源于相应的生理弱点，无论这些弱点是多么微小，都不可能会出现别的情况：当我们的生理弱点增长得在尺寸上超出了比例，让人感到了恐怖，它们会以谁都不知道的方式来表达它们自己……几年前我们写了这事，那时你就具备了可贵的洞察力。请不要被这重复的话打扰，瑞内，继续读下去……（当你现在审视你自己，明白你自己去正视你的内疚感的愿望，因为它操纵了你的声音和语言，它告诉了你什么？）喔，这一切都极为清晰，对于我来说惟一不清晰的是那时我为何要回去（沃尔夫热特豪森）。我是一个如此愚钝的人，上帝因此而用内疚感打击我——当我们相遇，我帮助你时，我还不曾有现在的知识和经历。结果你的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更糟。（事实上，它在你身体上的表达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你的状况更加恶化了。）但无论怎样，它还没有征服你、毁灭你，瑞内！上帝曾仁慈地对待人生之初的儿童，他会以同样伟大的仁慈支撑你。他会使创造性的转变发挥作用，正是因为那个原因，那种作用会被紧密地与肉体纠缠在一起，因为肉欲会把你推向作为欲望活动领域的肉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对象。我们的肉体不再有空间去容纳那过量的欲望，过量的欲望一开始就会淹没我们，并使一切都变成一……跌入痛苦、绝望，臣服于你自己的躯体，这不止是对写作的压抑的反应，它更是属于那种创造性的某些经历，魔鬼仅是神的反面。无论谁看到神的肖像必定也会看到它的反面。但是魔鬼仍然存在于神的王国，被那保持不朽的母性力量所拥抱、环绕，纵使我们人类的意识是有限的，纵使这有限的意识必须为那些超越经验的狂想付出代价。”